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都特別強調勞動的重要性，強調“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新時代也是干出來的”，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號召讓“誠實勞動、勤勉工作蔚然成風”，彰顯“勞動最光榮”的價值觀。中華民族向來推崇勞動，極為重視對家中子女勤勞美德的培養，將之看成是修身、齊家和治國的重要途徑，因此，勤勞成為中華民族普及最廣、傳播最久的美德之一，同時也成為歷代家庭中訓誡子孫的最主要內容。

勤勞的核心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要求人們做事時盡心盡力，孜孜不倦

勤的本義就是勞累，辛苦。《漢字字源》上說，勤，其字形左邊為“堇”，表示字音，而且“堇”還有黏土的含義，這是說在黏土地上勞動很辛苦；右邊為“力”，從字形上看好像農具，這里有用力之義。《說文·力部》上也說：“勤，勞也。從力，堇聲。”從力，也表示艱苦用力之意。《漢字源流字典》認為，凡從勤取義的字皆與勞苦等義有關。另外，在傳統的典籍文獻中，“勤”也基本上都是用“勞”（此處指勞苦）來釋義。如《詩·周頌》上說：“文王既勤止。”毛傳釋為：“勤，勞也。”《書·召誥》上說：“我非敢勤。”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說文》釋為：“勤者，勞也”，等等；在現代語境中，“勤”“勞”并用，既指要勤于勞動，又蘊含著吃苦耐勞之義。

那么，勤勞美德如何體現呢？  一是對待事情盡心盡力，努力去做。曾國藩說：“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要做到“竭吾力”，就不能偷懶，其最基本的表現就是誠實勞動、踏實勞動。比如，在勞動內容選擇上不拈輕怕重，在勞動效率產出上不渾水摸魚和濫竽充數。

二是要孜孜不倦，從不懈怠。《慧琳音義》卷四“克勤”注引《考聲》說：“勤，不倦。”其實，無論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體力勞作，還是“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腦力創作，勞動的辛苦都不言而喻。但是，對于勤勞的人而言，其對勞動的熱愛執著以及對于勞動價值的深刻體會，使得他們能夠克服并超越這些身心苦累，所以他們參與勞動的熱情從不消失，并不因此而走向怠惰放棄。從古至今，那些廣受贊譽的人，都是“習其苦”“安其苦”的，并且常常以苦為樂。

勤勞作為一種勞動態度、生活態度，體現了對勞動的尊重，對勞動價值的認可和崇尚

勞動對人的產生及其成長都至關重要。“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幫助人從動物界中質變出來；勞動也發展了人，促使人不斷完成自我開發和超越，成為愈益完善的生命體。在物質層面上，勞動為人們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各式生產、生活資料，并且隨著勞動對象范圍的擴展和勞動工具的進步，這些資料不斷地豐富和多樣化，在滿足人類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大幅提升人類的生存質量和生活狀態，多向展開多姿多彩的人類生活。長期的勞動實踐和勞動回報，使得人們深刻認識到勞動是“治生之本”，“治生之道”；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必要手段和途徑，注意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的危害；總結出“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的生存道理，從而大力宣揚“一日之計在于晨，一生之計在于勤”的勞動價值觀。同時，社會還積極肯定和鼓勵人們追求“只可過于勤勞，不可失之怠惰”的勞動態度。這表明，勤勞作為一種勞動理念和行為，不僅具有持續性、無止境性，而且還具有不斷遞進、強化的可能性。這種追求，在那些令人感動的勤勞榜樣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此外，在精神層面上，勞動還能帶給人們豐厚而持久的幸福感，使人們擁有愉悅向上的精神感受。這一感受來源于其個體價值、社會價值的凸顯，來自于人對自然關系中自身創造力的確認；當人們用自己的雙手，以真誠的勞動，不斷改造自然、改造自我，不斷開辟和推進嶄新向前的生活樣態時，人們很容易體會到自我存在的意義，并因這一意義而生發出高度的自我滿意和滿足，在充分的自我肯定中產生出強烈的自豪感、成就感。宋代農學家陳敷說：“勤勞乃逸樂之基也。”意思是說，勤勞是令人感到舒適歡樂的根基。李大釗也說：“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

勤勞應該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和存在方式

勤勞是中華民族引以為傲的優秀品格，是歷代家訓家風重點強調和宣揚的內容。在新時代，“愛勞動”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要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通過一代代中國人的辛勤勞動。

那么，如何培養人們的勤勞品格呢？家庭作為人一出生就面對的生活、教育環境，對人的成長至關重要，特別是家中長輩對待某些事情的看法和做法，更會深刻影響到子孫的價值觀。現在，一些家長對子女過分溺愛，不舍得讓其吃苦受累，在勞動方面凡事都想自己包辦代替，這樣很容易造就孩子好吃懶做的惡習。

其實，從小就培養孩子的勤勞品格，訓練其勞動能力，更有利于其成長成才。傳統家訓中對子女孫輩的勞動要求，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借鑒。比如，南宋葉夢得在《石林治生家訓要略》中認為：“要勤”，則必須“每日起早，凡生理所當為者，須及時為之。如機之發，鷹之搏，頃刻不可遲也。”清代朱柏廬《治家格言》中也強調：“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曾受到朝廷嘉獎的“江南第一家”鄭氏家族，對家人的勤勞要求也非常嚴格，規定“子孫黎明聞鐘即起，監視置《夙興簿》，令各人親書其名，然后就所業”。平日里，家中婦女們輪流做飯，十天一輪；其他人聚集一起，進行紡紗織布等勞動，并按百分之十的比例給予獎勵。

這些規定中有一個共識，就是都把“早起”作為勤勞的重要標志，時至今日，這一觀點也仍然為人們所贊同和提倡。“早起”看似是小事，但卻能很好地磨煉一個人的自律能力。顯然，這些嚴格而細致的勞動要求，對于規范子孫后代的言談舉止，使他們從小就養成勤勞意識、勤勞習慣，以至于形成堅定的勤勞品格，都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作者：王穎，系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