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有了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善男信女和凡夫俗子之分。不過，這個區分并非很重要，重要的是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僅要敬畏那些看得見的，也要敬畏那些看不見的，內心明白有些東西是褻瀆不得的。對此，孔子有“君子三畏”之說。《論語》一書里有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說，作為君子對于這三個東西是需要敬畏的，第一是天命，第二是大人，第三是圣人的話。

人生道路漫長而多彩，猶如在天邊的大海上航行，有時候會風平浪靜，有時候卻會是洶涌澎湃。只要我們內心“三畏”的燈塔不滅，就能壓住驚濤駭浪，沿著自己設定的航線揚帆遠航，駛向遠方。

“三畏”是一種“自律”

“敬”表現的既是一種處世態度、價值追求，也是一種恢宏氣度；“畏”既是一種害怕、恐懼，更是對自己行為的內心認同、自我遵從與主動限制，是一種“不畏人知畏己知”的自我約束。這作為一種心理活動狀態，折射出一種真實的、普遍的、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感。

就“君子三畏”的實質而言，“畏天命”，就是敬畏事物的發展規律。我們通常說的自然規律是指人類以外萬事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自然規律一詞產生于自然科學，而中華自然哲學對自然的理解寬泛得多，它不僅包括人類面對的自然界，也包括人類自身人性發展變化的過程。“畏大人”，就是敬畏那些德行很高、地位很高的人，因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畏圣人之言”，就是古今圣賢留下來的至理名言，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權威，他們就是我們人生的導向標。尤其是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我國先民，很早就選擇了敬畏自然、追隨人的自然天性。因為沒有神諭和圣徒的指引，我國先民便將身邊品格高尚、知識淵博的人尊為圣賢，于是，歷朝歷代的圣賢就成了引領蕓蕓眾生從凡俗走向崇高的盞盞明燈。

概括起來，“君子三畏”既是君子人格的標準，說白了就是他們心中的原則和底線，也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就是操守的體現。真正的君子，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三畏”是一種自律，也是一種自愛。人類在馴服了大多數飛禽走獸后，卻一直難以馴服自己。人世間最頑強的“敵人”是自己，最難戰勝的也是自己，而“自律”就是耐得住清苦、扛得住誘惑，頂得住歪理、管得住小節的一種修養。北宋詩人林逋在《省心錄》中說“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具有敬畏意識的“自律”，是不自大、不自傲，不輕視身邊任何一個人的一種表現。沒有“自律”這一道箍，單靠外在壓力或者利益平衡，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地球上，社會這個大家庭是很難長久攏得住的。懂得敬畏者，不以個人情感左右是非曲直，不以一己之私衡量榮辱得失，不以自己的好惡干擾政策法律；不懂得敬畏者，卻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顛覆法律政策，乃至天理良心，只要滿足個人的貪婪，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

誠哉斯言，人類有了敬畏之心，使我們有別于鴻蒙野獸；個人擁有敬畏之心，才能開始避開禍端，恪守自己的一方天空。“君子三畏”與其他傳統文化的精華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支撐起中華民族的價值信仰體系，并內在地規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判斷與行為走向，幾千年來引導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與文化理想。

“無畏”必然會“妄為”

有敬畏方無畏，越自律越自由。

沒有了敬畏就等于放縱了欲望，做不到自律也就放棄了自由，這兩者之間也是一種辯證統一關系。沒有敬畏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的人，一個精神上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只有相信感官上的欲望了，金錢、肉欲、名利因此成了瘋狂追求的載體。當一個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最可怕的事，因為沒有敬畏，他們在別人的眼里，最后在自己的眼里，漸漸地異化為可怕、胡來的代名詞。

敬畏，既是一縷春風、一泓清泉、一顆給人溫暖的舒心丸，又是一劑理性奮進的清醒劑。人無敬畏，必然無恥。

縱觀漫長的歷史長河，幾乎每一個朝代從盛世走向覆滅，都與為政者敬畏之心的缺失息息相關。一個王朝的開始，總是群英聚會，大氣磅礴。到后來，沒有了敬畏，便沒有了銳氣，皇宮漸漸滋生享樂和荒淫，最終走向腐朽。

當年，唐太宗登上了天子寶座，屹立于人生之巔時，明白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知道人民力量的強大，所以心存敬畏，雖主掌大權，卻不敢任性而為。他時時刻刻感受到人民的壓力，兢兢業業地守住了自己的職責。終于，歷史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一個強大的大唐橫空出世，震撼了世界！后來，他的子孫什么都不怕了，結果黃巢以“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殺氣給出了最終的答案。

其實，每個人在世上只是一個匆匆的過程，當擁有了天地意識和生命情懷后，就會見識到“一覽眾山小”的景象，感悟到“居高聲自遠”境界，精神自然得到提升之后，必然會對某些偉大的力量心存敬畏。不然，無畏變成了妄為，將會帶來可怕的災難。心存敬畏，才會居安思危，才會殫精竭慮、發憤圖強，才會保持理智與清醒，讓事業不斷發展向前。

反觀當下，一些領導干部沒了敬畏意識，不僅對宇宙萬物不再有敬畏感和神圣感，對生命的終極意義不再有追問的好奇和熱情，而且將“活著就好”“活在當下”的活命哲學當作普適性奉行的最高哲學。于是，無視組織程序，“邁過鍋臺上炕”；不顧中央禁令，“心里裝著小九九”，什么感恩、什么天地、生命、父母、老師、道德、法律，全不在話下，自己才是天下第一，什么事情都會做得出來，什么壞事都敢干。一旦人間的事情做絕了，他們真敢去折騰大自然。所以說，人一旦沒有了敬畏感，一個國家沒有了敬畏感，甚至人類沒有了敬畏感，暴力的魔盒就此打開了。

一個民族想要拋棄叢林原則結束蒙昧時代，就必須有所敬畏、必須遵循統一的道德準則。如果沒有了敬畏之心，被物欲迷惑了雙眼、權力沖昏了頭腦，滋生蔓延的就是膽大妄為、為所欲為、自我膨脹，最終就會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欲成“君子”必“三畏”

“君子”一詞，從孔子開始把其概念由對貴族的尊稱轉變為對有德之人的尊稱。而今領導干部依然要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不斷提高道德修養，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正如朱熹所言：“君子之心，常懷敬畏。”

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的典故，體現的是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對百姓賦予的權力的敬畏，彰顯的是其“權重愈慎、位高愈謙、志得愈恭”的高度自律。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做到“君子三畏”，應當以一顆清虛、靜篤、坦蕩、正寧之心，以一顆不帶任何雜質和雜念的澄澈、謙卑、純良之心，為天地工作，為眾生操勞，為永恒服役，達到與天地大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做到“君子三畏”，當下來說就是要敬畏人民、敬畏組織、敬畏權力、敬畏法紀、敬畏歷史，有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有戰戰兢兢的戒懼意念，并不斷激發緊迫感、責任感、危機感。同時，在變幻莫測、紛繁復雜的社會里，知道自己的渺小，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雜念所擾，不為個人名利所累，永遠謙遜平和，保持內心的執著和清靜，恪守心靈的從容和淡定。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對一些東西常懷敬畏之心，這樣才能使我們內心充盈、寧靜，并在行為上有所戒懼和節制，從而與外界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當然，做到“君子三畏”，并不是膽小怕事，而是發自內心的尊敬，對待每一件事都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做人。鄧小平曾告誡全黨：“共產黨員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反思一些反面典型，我們就會清醒地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膽小”和“膽大”并不是天然對立的，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規矩和原則前，“膽小”而不“膽大”，并不是什么壞事，反而值得點贊；在改革發展面前，需要大力弘揚“無所懼”的精神，“膽大”而不“膽小”，就是好事，就應該鼓勵和支持。

曾國藩說過：“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的確，做人做事，從敬畏開始，方能善始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