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啟航——中共一大會議》

“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南湖，一艘小小紅船承載著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過急流險灘，穿過驚濤駭浪，成為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滿懷深情回顧我們黨走過的百年光輝歷程。

今天，我們探尋紅船的航路，要從啟航前再上溯八十年，把目光看向歷史更深處。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只憑16艘軍艦、一萬多名士兵，就讓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賠款，由此開啟了中國屈辱的近代史。曾“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的大清帝國，在西方堅船利炮下含垢忍辱。中華大地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長夜漫漫，無數仁人志士想穿透沉沉黑暗，找到救亡圖存的道路，想撥開層層迷霧，尋找照亮前行道路的理想火炬——

太平天國運動，采取農民起義的舊有形式，動搖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打擊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顯示了農民階級的反抗精神和戰斗力量。然而，平均主義、封建王權等思想，決定了農民階級不可能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問題。

洋務運動提出“師夷制夷”“中體西用”，興西學、辦洋務，開創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等一批近代化軍事工業，紡織業等近代工業也隨之興起。但“師夷長技”的努力并未達成“制夷”的目的，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

戊戌變法的志士們，意識到僅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是不夠的，他們創辦報刊，翻譯西學，宣揚進化學說，提倡天賦人權，主張變法圖強，開啟了自上而下的和平變法運動，可歷時百天便告失敗。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們，認識到要救國必須革命，明確提出推翻皇權，平均地權，建立民國，振興中華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雖推翻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

此后，北京、上海等地曾出現過大大小小300多個政黨和政治團體。它們因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沒有也不可能把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歷史重任擔當起來。

從1840年開始，幾十年的探索，中國的先進分子陷入極度彷徨和苦悶之中。封建主義老一套是過時了，學習效法西方的努力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毛澤東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

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同樣有人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做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1835年，卡爾·馬克思在自己的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寫下了這樣的話語。從此，馬克思把自己的智慧和人生奉獻給“為人類服務”這個誓言與理想。

彼時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在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爭取個人正當權利的工人運動在各地興起，卻遭到資產階級的殘酷鎮壓。工人階級迫切需要一份撥開眼前迷霧、指引革命前路的綱領。

馬克思通過對經濟關系的解析，揭開了剩余價值的秘密，挖掘出隱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痼疾；創立了唯物史觀，第一次正確地解釋了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宣示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還從無產階級的苦難中看到了孕育其中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戰斗精神。

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標志著無產階級科學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從此，國際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也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

1917年，列寧從蘇黎世登上了開往俄國圣彼得堡的列車，“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猶如威力強大的彈藥，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阿芙樂爾艦震天撼地的炮聲，不僅響徹了冬宮，更如驚雷般喚醒沉睡的東方大地。

十月革命的勝利，把馬克思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也讓苦尋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李大釗在《新紀元》中寫道：“我們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分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新青年》雜志推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李大釗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是中國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比較系統、完整的介紹。

1920年初，陳獨秀等委托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3月，陳望道回到家鄉義烏，日以繼夜完成了譯稿，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這份偉大文獻的全貌。毛澤東在1936年回憶：“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宣言》。

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全國各地涌現，如李大釗在北京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蔡和森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武漢組織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這一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場非常活躍，除馬克思主義外，還如潮水般涌入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

北大紅樓的一個大教室里，曾發生過一場為期兩天的大辯論，辯論題目就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中國”。參加辯論的人很多，都是北京各大學及專門學校的師生，最后教室擠不下，很多人還擁擠在樓道里聽。

正反兩方辯論結束后，作為評判員的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證明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是人的意識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釗的聲音不大，卻表現出一種高度自信心和堅定性。一位在辯論中持反對觀點的學生說，“李先生以唯物史觀的觀點論社會主義之必然到來，真是一針見血之論，使我們再也沒話可說。”

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自信和堅定，讓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立志改造中國的先進青年感受到其科學性和真理性，迅速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也在與各種思潮的斗爭中從小到大、由弱至強，由理念到行動、從知識界走到工人中間。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運動的先鋒是青年學生，然后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成為運動后期的主力軍，展現出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小組成員走向工農中去，積極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使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進一步結合，引導了一批先進分子迅速成長。

1920年冬，鄧中夏等人到長辛店籌辦勞動補習學校。長辛店是京漢鐵路北段的一個大站，當時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1921年1月初，學校正式成立，分日夜兩班：夜班聽課的是工人，日班聽課的是工人子弟。教員在向工人傳授知識的過程中，經常宣講“勞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工人最偉大，工和人兩個字接在一起就是個天字，工人頂天立地。”

在宣傳和組織工人的過程中，初步確立了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更加了解工人群眾的疾苦，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從而使自己的立足點真正轉到了工人階級一邊；一部分工人在與知識分子接觸的過程中，眼界得到拓展，階級覺悟迅速提高，參加革命運動的熱情日益高漲。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就是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學習馬克思主義后意識覺醒的集中表現。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的石庫門民居里，13位平均年齡只有28歲的年輕人在樓下廳堂圍坐。燈光搖曳，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

大會共召開了7次會議。7月30日晚的第6次會議因被巡捕窺探，被迫中斷，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舉行。“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導工農。”代表們在船上討論并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黨綱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宣布：“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毛澤東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既作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更是作為一種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仰。

這個理想，指引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也正指引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