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1930年5月初，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進入江西尋烏，進行了20多天的社會調查，開了10多天的調查會，寫下了《調查工作》一文，即《反對本本主義》。文章一開頭，毛澤東就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這是我們黨關于調查研究最著名的論斷之一。

翻閱黨史發(fā)現，我們黨始終堅持把調查研究作為進行正確決策和做好各項領導工作的重要前提，貫穿黨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老一輩革命家不僅對調查研究問題發(fā)表過許多重要而精辟的論述，而且經常深入基層親自做社會調查，撰寫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在實際工作中，只有眼睛向下看、身子沉下去，把真實情況摸清摸透，才能及時發(fā)現、精準分析問題。1927年1月到2月，毛澤東歷時32天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足跡遍及湘潭、湘鄉(xiāng)、衡山、醴陵、長沙5個縣，輾轉700公里，每到一地都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毛澤東扎根農村實地調查一揮而就的。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對中國國情有了更為深入和準確的了解，為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制定符合國情的戰(zhàn)略策略，奠定了重要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親臨一線調查研究在共產黨人中蔚然成風，形成了深入、唯實的調研傳統(tǒng)。1961年，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fā)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要求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會議一結束，毛澤東立即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在全黨起了表率作用。與此同時，劉少奇赴湖南農村蹲點調查44天，周恩來到河北邯鄲等地調查，陳云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調研。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也分別到四川、廣東、北京等地調研。中央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qū)黨政負責人也紛紛下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涉淺灘者得魚蝦，入深水者得蛟龍。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前提。沒有“摸爬滾打”般的調查研究，就掌握不了真實情況，判斷就不準確，說話的底氣就不足，對群眾也就沒有說服力。現實中少數黨員干部下基層調研走馬觀花，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用形式主義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調查研究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重要途徑，也是及時發(fā)現群眾反映強烈突出問題的有效方法。1961年5月3日到6日，周恩來到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調研，也就是著名的“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一次座談會上，一個叫張二廷的社員就公共食堂問題講了實情，提出要改變現狀的想法。周恩來聽后深受觸動。在同村民們朝夕相處的四個晝夜里，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可以設想，如果周恩來不深入群眾，不與群眾心貼心，就聽不到真話，也很難做出正確決策。可見，搞調查研究，不僅要走近群眾，還要走進群眾；不僅要邁門檻，還要進心坎。

抓住老百姓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必須克服怕見群眾的心理，敢于直面群眾、直面矛盾，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蘭考的470多天，推著一輛自行車，專門到條件艱苦、矛盾集中的地方調研，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這些“弦外之音”恰恰是群眾最真實的聲音。

搞調查研究，最終目的還是解決問題。調研就像一面鏡子，照出存在的問題、明確改進的重點，才能更好地推動工作不斷邁向前進。調查研究要把發(fā)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作為第一要務，追著問題走、奔著問題去，哪些方面問題突出就聚焦哪些方面調研，問題出現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就在哪個環(huán)節(jié)調研。要把調查研究作為發(fā)現并解決深層次問題的有效手段，圍繞問題定課題，依靠調研解難題。

今天，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提高調查研究本領，堅持問情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要下大功夫總結和運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下大功夫把握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對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下大功夫了解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層和群眾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這樣，改革發(fā)展才能有新突破，各項目標才能如期實現。

調查研究，貴在堅持、難在堅持。廣大黨員干部要切實把調查研究作為提高領導水平、推動工作落實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堅持眼睛向下、腳步向下，下恒心、用真勁，多走多看、親力親為，使調查研究成為習慣、成為常態(tài)。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增進與群眾的感情，增長智慧和才干，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陸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