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是管黨治黨的顯著特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推動黨性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實現了集中性教育與經常性教育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圖為近日亮相上海街頭的“黨史巴士”，把上海珍貴的紅色資源串點成線，讓黨史學習教育更加生動鮮活。（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馬克思主義認為，規律是事物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發現和掌握規律是從事一切工作、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管黨治黨與人類社會其他政治現象一樣，有其自身所固有的、本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對于管黨治黨規律的把握和運用，是一個執政黨必須思考探索的重要課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梳理管黨治黨規律的探索歷程，用規律總結歷史、思考當下、引領未來，對于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領導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探索管黨治黨規律的百年歷程

先進的本質、崇高的宗旨、遠大的理想、斗爭的意志，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更加重視管黨治黨規律的探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在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基礎上不斷把握運用管黨治黨規律，推動黨的事業不斷前進。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伊始就把管黨治黨問題提上日程。蔡和森提出“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李大釗強調“強固精密的組織”。一大黨綱和二大黨章都對黨的性質、任務、組織體制和黨員遵守紀律、接受監督等作出規定。1926年黨就頒布了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黨的五大“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明確了民主集中制和實行集體領導。之后，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原則，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四個服從”，《〈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七大提出“三大作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都彰顯出對管黨治黨規律的不懈探索。這一時期，我們黨以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自我革命勇氣，在革命斗爭中初步探索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逐漸成長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新中國成立后，黨對全國執政條件下滋生的腐化變質問題和脫離群眾危險保持高度警惕，在強化理論武裝、維護團結統一、加強作風建設、整頓黨的組織、健全黨內外監督等方面進行了重要探索。1949年11月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八大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等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們黨積極探索執政條件下的管黨治黨規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開展反對貪污腐化的斗爭，捍衛新生人民政權的純潔，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深化了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適應改革開放需要，一手抓發展經濟，一手抓懲治腐敗，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恢復重建中央紀委、組建監察部并實行合署辦公。重視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制定修訂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黨內監督條例、紀律處分條例、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等黨內法規制度，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中端正黨風、嚴肅黨紀，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探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為改革開放事業保駕護航，管黨治黨內涵要求更加豐富、措施手段更加具體，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逐步成熟。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世情國情黨情新變化，深刻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理政正反兩方面經驗，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集中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四風”頑癥痼疾，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極大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這一時期，我們黨管黨治黨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提供堅強保障，逐步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進入全面深化新階段。

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管黨治黨規律的基本認識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的一貫立場和優良傳統，深入研究管黨治黨實踐，首先要正確把握紛繁復雜現象后面的事物本質，深化規律性認識。

管黨治黨歷來同黨的政治路線、歷史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必須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把偉大工程同偉大事業結合起來。從一大黨綱提出“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到毛澤東提出“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從新時期提出“結合形勢的發展，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再到新時代強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么階段，全面從嚴治黨就要跟進到什么階段”，都體現出管黨治黨立足歷史方位、圍繞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與時俱進的基本規律。

創新理論是管黨治黨的指路明燈，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引導黨員干部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從延安整風運動到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整黨、“三講”教育、先進性教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學習教育，到黨的十八大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我們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動黨內教育從“關鍵少數”向廣大黨員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把革命理想轉化為砥礪奮進、真抓實干的自覺行動。

黨的領導是管黨治黨的根本保證，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二大黨章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延安整風運動要求“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斗”。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指出“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鄧小平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將“兩個維護”作為黨的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規矩，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對一切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越來越完備，保障了黨中央令出如山、令行禁止、定于一尊。

人民立場是管黨治黨的根本立場，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造福于人民。二大提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正式寫入黨章。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衡量標準和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基本尺度。習近平總書記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強調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管黨治黨始終是黨心民心所向、執政基礎所系、事業成就所依，是堅守初心使命破浪前行、堅持人民至上造福于民的內在要求。

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必須自覺尊崇黨章、強化制度執行，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1922年黨的二大制定第一部黨章后，黨章先后作出17次修改，構建起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在內的一整套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從革命戰爭年代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請示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到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建章立制確保黨對國家的全面領導、保持自身廉潔，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制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為起點，形成具有鮮明特點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框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又組織制定修改19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我們黨始終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執行紀律沒有例外，把黨規黨紀和法律法規作為管黨治黨的制度利器，把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螺栓越擰越緊。

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必須提高黨員干部堅持優良作風、抵制不良作風的自覺性。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以“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新中國成立以后，堅決克服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改革開放以后對黨的作風和組織進行了集中整頓，提出“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等明確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作風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切入點，以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題開局，鍥而不舍整治“四風”，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正是通過不斷改進作風，我們黨得以抵制一切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克服前進道路上一切艱難險阻，從勝利走向勝利。

黨的組織是管黨治黨的主體力量，必須始終發揮組織優勢，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監督。一大黨綱規定了黨的組織建設的原則。古田會議要求“務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推動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一貫到底，形成全黨動手一起抓的生動局面。只有牢牢抓住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這個“牛鼻子”，堅持正確的組織路線，管黨治黨才能不泛不虛、落實落地。

腐敗是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同黨的性質宗旨水火不容，必須始終同黨內一切消極腐敗現象堅決斗爭。從蘇維埃政權時期槍決謝步升，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查處劉青山、張子善腐化墮落案件，再到改革開放后開展反腐蝕斗爭，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變警鐘長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從兩軍對壘到形成壓倒性態勢，再到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在黨史、新中國史和中華民族史上寫下光輝一頁。建黨百年，黨對廉潔政治的追求從未改變，成功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實現了“四個自我”的良性循環。

新時代開辟探索管黨治黨規律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全方位、深層次影響，成為新時代黨治國理政最鮮明的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銳判斷力和非凡戰略定力，持續回答“新時代怎樣全面從嚴治黨”重大課題，開辟了管黨治黨規律性認識的新境界。

創造性提出從政治上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論斷，管黨治黨的地位作用空前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洞悉古今中外政權更迭殷鑒教訓，深刻闡發了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根本政治定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從政治上看，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新時代的實踐證明，把管黨治黨同黨的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關聯起來，同“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結合起來，抓住了管黨治黨的根本要害，成為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關鍵所在。

保持永遠在路上、一嚴到底、一刻不停的堅韌執著，管黨治黨的決心意志堅毅堅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毅然決然和“宜將剩勇追窮寇”“斗罷艱險又出發”的使命情懷管黨治黨，從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再到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管黨治黨的恒心與韌勁一以貫之。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能有差不多了，該松口氣、歇歇腳、轉換轉換頻道了的想法，決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勞永逸的幻想，決不能有初見成效就見好就收的倦怠。新時代的實踐證明，“永遠在路上”的執著定力，“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境界格局，不畏艱險、義無反顧的勇毅篤行，是實現管黨治黨常態化長效化最有力的支柱和法寶。

“兩大革命”相互推動、相得益彰，管黨治黨的目標定位更加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的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進行的一場偉大的自我革命，必須把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統一起來，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推動偉大社會革命，使我們黨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受到革命性鍛造；首次系統闡釋“四個自我”的深刻內涵、重大意義和實現路徑，深化拓展了我們黨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新時代的實踐證明，“兩大革命”與“四個偉大”“兩大奇跡”“兩個一百年”交織互融，與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休戚與共，是對管黨治黨目標導向的鮮明昭示，是對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主題主線的提煉升華。

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管黨治黨的政策策略力度不減、深得人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興利除弊、為善去惡、激濁揚清、扶正祛邪，堅持立明規矩，破潛規則，“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把嚴的主基調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結合起來，審時度勢科學制定政策策略，精準運用“四種形態”，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始終。新時代的實踐證明，嚴格管理和關心信任同樣重要，必須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重理重情、傳道傳情，凝心聚魂、固本培元，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戰略布局、治理格局、工作全局，管黨治黨的方法舉措越來越系統完備、科學有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科學理念引領、科學方法推進、科學制度保障，從夯基壘臺、積厚成勢到系統集成，創設形成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管黨治黨體系。運用戰略思維，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揮監督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保障性作用；運用歷史思維，練就自我凈化的“絕世武功”，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道路；運用辯證思維，提出“三不”一體推進的方針方略和戰略目標；運用創新思維，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管黨治黨規范化法治化水平。新時代的實踐證明，管黨治黨必須強化系統施治、標本兼治，發揮制度優勢、治理效能，為管黨治黨賦能增效。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也是一切問題的答案。百年管黨治黨規律不僅告訴我們從何而來，也昭示著未來去向何方。我們要繼續發現規律、探索規律、把握規律、運用規律，把管黨治黨融入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成就百年大黨一以貫之的政治追求和矢志不移的政治理想。（胡淼森 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