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張某，中共黨員，A省省屬高校H大學副校長，二級教授。2019年6月退休。2020年1月至今，張某在向H大學黨委報告并經同意后，到B省某民辦高校W學院兼任副院長，合同約定年薪15萬元。H大學與W學院無業務往來、合作辦學事宜等。W學院副院長年薪13萬元至18萬元不等。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于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違紀產生了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張某違反了廉潔紀律，屬于違規兼職取酬行為。

第二種意見：張某退休后利用其專業技術特長兼職獲利，且按規定履行報告程序，不構成違紀行為。

【評析意見】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進一步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兼職取酬，中央組織部先后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和《關于規范退（離）休領導干部在社會團體兼職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等，并先后在2016年第15期、第33期《組工通訊》上刊發《關于規范現職黨政領導干部在社會團體兼職等有關問題的問答》《關于改進和完善高校、科研院所領導人員兼職管理有關問題的問答》（以下簡稱《問答》）。但前述文件對案例中的情況未作明確規定，并且實踐中對《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及《關于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有不同理解，故對非中管事業單位“雙肩挑”人員退休后兼職取酬行為性質的認識也不統一。就案例中張某的行為定性，筆者傾向于同意第二種觀點，即對張某兼職取酬不作違紀評價。下面筆者以本案為例，試述如何準確甄別該類行為性質。

第一、從程序看是否履行審批備案手續

“工作中重大問題和個人有關事項必須按規定按程序向組織請示報告”，是《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規定的重要組織原則。《意見》分三種情形作了區別性規定，總體精神是對在職的黨員干部的要求嚴于退休的、退休不滿三年的嚴于退休滿三年的；《通知》原則性規定“須按干部管理權限審批或備案后方可兼職”。第33期《問答》針對“在職的”高校、科研院所領導人員兼職管理有關問題作了進一步解讀，同時規定“除中央管理的干部外，高校、科研院所領導班子成員中的‘雙肩挑’人員、所屬的院系所和內設機構領導人員不擔任領導職務后，其兼職可不再按照領導人員管理”。從文義上看，對尚未辦理退休手續但已不擔任領導職務，以及已退休的高校“雙肩挑”人員的兼職不再按照“領導人員”管理。案例中張某已不再屬于“領導人員”，其兼職不再需要報A省組織部門批準或備案，張某履行了向H大學黨委報告程序并經同意后才兼職，在程序上符合相關要求。

第二、從工作看是否屬于“領域相關”范圍

第33期《問答》對高校領導干部的兼職限制較為寬松，但對所兼任職務與其本職工作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要求，即領導班子正職及其他班子成員經批準可兼任“與本單位或者本人教學科研領域相關的社會團體和基金會等職務”，對其他領導干部籠統要求“支持他們兼任與其工作或教學科研領域相關的職務”。對于專業技術人員，《指導意見》規定“支持和鼓勵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到與本單位業務領域相近企業、科研機構、高校、社會組織等兼職”。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管理人員的治學辦學理念本身也屬于專業技術范疇，在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人員的選拔中就將“教育專家”納入專業技術人員范圍。對于“教學科研領域相關”的理解較為簡單，如案例中張某退休后到W學院兼職工作僅為專業課程教學，對該行為不作違紀評價沒有認識分歧。但對“本單位業務領域相近”的理解容易產生分歧，對此要從原任和兼職單位業務領域是否相近、具體工作內容是否相近等綜合判斷。案例中，張某退休后到W學院兼任副院長，負責學院日常行政和教學辦學管理工作，雖不從事具體課程教學或學科科研任務，但其原任職務與兼職職務在工作內容上基本一致，且兩校的辦學方向均為高等職業教育方面，即可以認定屬于“工作相關職務”范疇。

第三、從實質看是否存在履職沖突

加強對領導干部兼職取酬的規范和管理，政策初衷是保證領導干部“廉潔履職”和“勤勉履職”。關于“廉潔履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已明確，即黨員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清正廉潔，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的行為。關于“勤勉履職”，《意見》《通知》均規定“兼職不得超過1個”；第33期《問答》規定“高校、科研院所領導人員不能因為兼職影響其應履行的職責”，“兼職數量一般不超過3個”。據此，對高校“雙肩挑”人員退休后的兼職可以從前述兩個方面把握。案例中H大學與W學院無業務往來、合作辦學等，且張某已退休，即張某的兼職對其廉潔履職和勤勉履職不存在沖突。

第四、從報酬看是否符合市場合理水平

高校領導人員兼職是否可以領取薪酬，第33期《問答》對高校現職的領導干部作了明確規定，簡單概括即“高校正職及班子其他成員經批準可兼職，但不得領取薪酬”，“所屬的院系所及內設機構領導人員經批準兼職的，兼職報酬全額上繳本單位，由單位根據實際情況給予適當獎勵”；但對已退休高校領導人員能否領取薪酬及分配辦法未作規定。《關于進一步發揮離退休專業技術人員作用的意見》強調“要按照平等協商、報酬合理的原則，通過合同方式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即，明確了運用市場方式調節人才資源的價值。在執紀實踐中，可以綜合兼職人員的工作量、實績貢獻、同期市場薪酬待遇水平等進行綜合判斷是否“超出正常水平”。案例中張某領取的薪酬與W學院其他副院長薪資水平相當，并未超出合理水平。

綜上，對高校“雙肩挑”人員的兼職取酬，不能簡單套用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規定，要充分領悟相關政策初衷，精準監督執紀，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同時，建議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制度、細化規定，最大限度激發和釋放人才創新創造創業活力。（胡凱 作者單位：安徽省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