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舉世公認的理論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澤東是怎樣寫文章的呢？總體來看，毛澤東喜歡寫生動活潑的文章，討厭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種多樣，寫法也神采各異，不能以一個標準來衡量。僅就毛澤東如何寫理論文章而言，以下幾個方面特別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以問題為切入點

因矛盾而思考，由問題而切入。毛澤東寫文章從來不是為寫而寫，一定是以問題為切入點，從問題意識開始下筆。以收入《毛澤東選集》開篇之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為例，開頭語即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沿著這個問題對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級的思想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實際舉動進行生動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結尾處給出明確的結論：哪些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哪些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哪部分人“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并特別強調，“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毛澤東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圍繞問題展開的。

問題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問題”是從實際中來的，從調查研究中得到的。這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不斷強調“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道理。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調查研究寫出的文章就是“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他認為瞎說“是共產黨員的恥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并反復提醒人們，寫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農民、社會中去調查，不到群眾中去調查，不在斗爭中逐步深入調查研究”，就“不可能寫出來”。

提出問題后，還要學會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毛澤東特別強調，大家在寫文章或發表演說的時候，要“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他贊賞這樣的理論家：“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不能滿足于現象羅列

既注重運用鮮活材料，又講究觀點鮮明。毛澤東多次強調，一篇文章必須講出一定的道理、有鮮明的觀點，反對材料或現象羅列。他指出，既然問題提出來了，“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如果寫文章或發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種方法更壞”。“對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說服力”，“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觀點鮮明，就必須堅持真理。毛澤東認為，寫文章或做演說，所闡述的問題，只要是反映科學的、真理的內容，就“決不怕人家駁”。他提出：“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正因為共產黨人堅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鮮明觀點。毛澤東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這里反映的就是毛澤東堅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寫文章的一貫風格。

觀點鮮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煉且言之有物的。毛澤東認為，文章應該“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列舉的“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就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并批評道，“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么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他斷定寫這樣文章的人，“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澤東認為，那種沒有明確觀點、只會簡單列舉材料的文章的寫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必須拋棄“黨八股”

一篇文章在提出問題并亮明觀點后，“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這是毛澤東寫文章特別看重的。他認為，寫文章和講話一樣，一定要看對象；如果不看對象，寫出來的都是“黨八股”式的文章，就會“害人不淺”。毛澤東比喻說，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更要看讀者、看聽眾，“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要養成人民群眾喜歡的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文風。毛澤東歷來強調，文章所用的語言要豐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人民群眾“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毛澤東主張，要想做到語言上生動活潑、新鮮有力，就必須向三個方面學習：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變成“洋腔洋調，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要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第三，“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寫文章或者做演說，如果具備了這三個方面的語言，就自然體現了“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這樣的文風，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風格，也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業。

文章最終要“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毛澤東認為，寫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這樣的文章是發揮不了實際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問題意識、有鮮明觀點、有生動活潑的語言等因素外，毛澤東還強調了幾點：一是文章標題要“吸引人看”，特別是理論文章和評述類的文章，“標題要吸引人看，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空洞無物，而是要有實際內容，因此“標題必須有內容”。二是文章寫完后要經得起反復審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寫文章“是專為影響人的”，寫好之后不能“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而要“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后再照照鏡子一樣”，“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后發表”。三是寫出的文章要經得起群眾“考驗”，一篇文章形成觀點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而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因此，只有那些群眾看得懂的、喜聞樂見的文章，才經得住“考驗”。毛澤東的眾多精彩文章特別是理論文章不拘一格的寫法，恰恰說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學問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論家純個人的思想產品。寫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總得回到實踐中去、回到群眾中去，被群眾認知和掌握，從而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解決群眾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難題。

總之，毛澤東說過：“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從一定意義上講，“準確性”，針對的就是要能夠準確抓住所提出和想解決的問題，把反映中國實際和人民群眾愿望的問題提煉出來；“鮮明性”，針對的就是要有鮮明的觀點，贊成什么、反對什么，在概念、判斷和推理上邏輯要清晰，態度要鮮明；“生動性”，針對的就是要有生動活潑的語言，要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能夠吸引人去看。毛澤東所寫的文章，大體都是建立在這“三性”基礎上的，使用的是“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語言和邏輯，所以他的文章看起來帶勁，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個健康人”；而毛澤東反對的“黨八股”類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毛澤東作為理論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謂文如其人！（ 楊明偉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