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七條根據新的形勢任務要求和問責實踐的深化，將原有6大類問責情形擴充為11大類，涵蓋了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等各方面，劃出問責紅線，列出負面清單，內容更加細化、責任更加明確，對推動規范、精準問責和防止問責不力、泛化簡單化等問題具有重要作用。實踐中，有的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以問責代替管理，對不符合問責情形的事項也進行問責，以致問責泛化濫用。對此，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條例精神，準確把握適用問責情形，及時糾正濫用問責、不當問責問題，增強問責的嚴肅性和公信力。

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鮮明突出政治性

《問責條例》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旗幟鮮明地將“兩個維護”作為根本原則和首要任務，彰顯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政治性。問責情形是《問責條例》的重要內容，充分體現了政治性這一根本特點。

一是在第七條第（一）項“黨的領導弱化”、第（二）項“黨的政治建設抓得不實”的問責情形中，集中對“四個意識”不強、“兩個維護”不力等政治建設方面失職失責問題進行了細化、具體化。

二是其他項問責情形中也有部分屬于政治建設范疇或密切相關的內容。比如，“黨的思想建設缺失”中“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不到位”，“黨的紀律建設抓得不嚴”中“維護黨的政治紀律不力”，等等。

三是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的各種失職失責行為，最終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對黨的政治建設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其他方面失職失責行為將會轉化上升為政治建設方面失職失責行為。

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全面理解把握問責情形，既要嚴格遵循《問責條例》等法規，又要避免簡單機械地拘泥于失職失責行為表象及相關條文，要善于透過復雜多樣的失職失責行為表現形式，抓住其本質特征，從而精準發現政治建設方面失職失責問題。總之，我們要堅持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原則，深入分析失職失責行為的本質特征，精準把握定性條件和標準，做到既突出問責的政治性，又防止把一般性失職失責問題隨意拔高“扣帽子”。

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列出管黨治黨負面清單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問責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利器，《問責條例》堅持問題導向，從黨的領導、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以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落實等方面列出具體問責情形，為強化管黨治黨提供了指引。

實踐中，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重業務問題問責、輕管黨治黨問責。一些單位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在運用問責利器上也存在偏差，對涉及業務工作問責多、管黨治黨方面問責少，有的甚至對黨的建設缺失問題該問責不問責。二是黨建與業務工作“兩張皮”，問責的形式主義問題突出。一些單位不注重黨建與業務工作的貫通融合，落實管黨治黨責任與業務工作相脫節，存在責任清單照抄照搬、履責記實重留痕輕實績、“三會一課”和民主生活會走過場等問題。有的不但不著力解決黨建與業務“兩張皮”問題，反而搞形式主義的問責。比如，有的單位在脫貧攻堅督導和巡視整改中，把倒逼責任落實的著力點放在開會做筆記不全、臺賬報表不規范、材料上報遲緩等細枝末節問題的問責上，沒有切實發揮以問責推動黨建與業務融合、強化黨建引領的作用。

堅守人民立場，問責情形關注保障了群眾利益

《問責條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2019年修訂時新增兩大類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責情形，一類是因履行監督、管理職責不力造成職責范圍內發生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群體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嚴重事故、事件的；另一類是在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的。這是問責工作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維護群眾利益的重要舉措，有利于督促黨員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踐行為民宗旨，強化責任擔當，切實解決群眾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

實踐中，有的地方在查處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時，重追究直接責任、輕領導責任，對疏于管理監督的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問責不力，以致貪污侵占、虛報冒領、優親厚友等“微腐敗”問題屢禁不絕、糾而復生。

對此，我們要堅持抓懲治與抓責任相結合，自覺拿起問責利器，堅決對涉及群眾利益方面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問題“亮劍”，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層層壓實責任，凈化基層政治生態。同時要注意，雖然鄉鎮、村居等基層干部處于服務群眾的一線，但在涉及群眾利益問題問責時，要防止想當然地拿基層干部“開刀”“問下不問上”等傾向，必須嚴格按照權責一致、錯責相當原則精準界定責任，該是誰的責任就問誰的責，該問到什么程度就問到什么程度。比如，安徽省紀委監委在抽查復核扶貧領域問責案件時發現，有的違規辦理低保、危房改造方面問責案件只對鄉鎮、村居干部進行了處理，卻對負有監管職責的有關部門負責人沒有問責，對此及時進行了督促糾正。

堅持實事求是，精準把握失職失責情形要件

《問責條例》的11類問責情形，列出了失職失責負面清單，指向清晰、標準明確，有利于解決問責不到位和泛化簡單化問題。我們要全面準確把握，做到嚴肅、規范、精準、慎重問責，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注重把握問責情形的后果要件。每類問責情形都明確了“產生惡劣影響”“造成嚴重后果”“造成重大損失”等后果，為問責劃出“界線”，標明“界樁”，樹起“屏障”。實踐中，要以“行為+后果”來判定失職失責問題，堅決防止隨意降低問責門檻，對缺失后果要件的失職失責行為，依照有關規定，可采取談話提醒、批評教育等適當措施處理。比如，安徽省紀委監委下發的扶貧領域問責工作有關通知中，明確要求對失職失責行為區分情況，重點從是否影響群眾獲得感和脫貧攻堅實際成效上把握。對一般性工作失誤，未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行為，運用談話提醒、批評教育等措施予以處理；對漠視群眾利益，影響扶貧實際效果的嚴重失職失責行為，該給予紀律處分的，依規依紀予以紀律處分。

慎用問責“兜底條款”。《問責條例》為強化問責情形的涵蓋性，避免掛一漏萬，設置“兜底條款”是必要的。但從實踐來看，有的地方適用“兜底條款”問責占比過高，這既有問責工作不夠規范，沒有嚴格依照法定情形分類的問題，也存在濫用“兜底條款”，導致問責事項泛化的問題。對此，我們必須強化法治思維，慎之又慎地適用“兜底條款”。第一，從邏輯結構上看，“兜底條款”與其他列舉性條款之間是一種并列關系，失職失責行為必須是前10類情形無法覆蓋且危害程度相當，才能適用“兜底條款”；第二，與前10類情形一樣，適用“兜底條款”同樣要求具備后果要件，即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重大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第三，嚴格“兜底條款”適用的程序，嚴格審批、從嚴把關，防止泛化；第四，加強案例指導，逐步縮小“兜底條款”適用的自由裁量空間。（安徽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