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湖南雙峰出了一位連毛澤東都“于近人獨服”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他多次通過家書教育家人：“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他臨危之際，留下“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十分惶恐慚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慎獨則心里平靜；主敬則身體強健；追求仁愛則人高興；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的遺囑，對其子孫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其長子曾紀澤成為清朝后期出色的外交官;小兒子曾紀鴻一生鉆研數學;孫子曾廣鈞中進士后，終老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大都出國留學，實現了曾氏“長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遺愿。

“家風”亦即“門風”，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是可以一代一代傳承、延續，逐步形成相對穩定的，特定的風俗、習慣、作風。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非同小可，因此其家風并不屬于私域，而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第八條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領導干部手執權力重器，自當帶頭從家庭做起，以家風建設助力作風涵養，以家庭和睦引領社會和諧。

新時期，許多黨員干部留下了不少“家教經典”，令晚輩耳濡目染，成為“言傳”和“身教”的典范。黨的好干部、蘭考縣委原書記焦裕祿，在其大女兒中學畢業時，許多縣直機關都表示，可以安排好其工作，而焦裕祿全部婉言謝絕，直接安排到基層，到縣醬菜廠上班，如此好的家風至今都影響著后人，吸引著全國各地的黨員干部到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參觀、學習、膜拜。“死后，請把我的骨灰埋在東山……”，福建省東山縣委原書記谷文昌在去世前向組織訴說了唯一一樁心愿，并要求家人在其去世后拆了家中的電話，連同組織配發的手槍、自行車等一并上交組織。鳳陽縣小崗村第一書記沈浩用他的言行忠實踐行對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然而卻沒有時間孝敬深明大義的老母親……

從清朝的曾國藩，到建國初期的焦裕祿，到新時期的谷文昌、沈浩等，其良好的家風，影響著家人，也影響著后人，這種好家風帶入社會，就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進一步推動著黨風政風，影響著廣大黨員干部砥礪前進，指導著廣大黨員干部在祖國各條戰線上為建設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

好家規帶出好家風，好家風培育出好兒女，而不良的家風，如同鮮花掩映的陷阱，錯位的親情好像溫柔軟滑的絞繩，引導家人走向歧路。蘇榮一人當官全家撈錢，上演“全家腐”；周本順“家風敗壞”，對親屬放任縱容，因此，當家長倒臺后，家庭成員被“一鍋燴”就不足為奇了。(淮北市杜集區紀委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