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盛世。極盛時期的唐朝東起朝鮮，西抵咸海，南跨交趾，北盡大漠，縱橫數萬里，地域不可謂不廣大，國祚不可謂不長久。

其實，盛唐之氣象不僅在于其地理上的廣袤和時間上的久遠，還在于其蓬勃向上的精神和自尊、自信、自強不息的朝代性格。

隋末，中原大亂，曾臣服于大隋并奉隋文帝為“圣人可汗”的突厥進入了極盛時代，且一度反過來勢陵中夏，史稱“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不僅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等先后向突厥稱臣，就連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時也不得不交好突厥，派劉文靜出使突厥，引以為外援。唐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屢屢派人索要財物，另一方面不斷入寇中原，擄掠人口、財物。貞觀三年（629年）底，唐太宗決定出擊突厥。次年，李靖在定襄以少勝多大破突厥，不久后生俘頡利可汗。

自強不息，這正是一個鼎盛王朝的開國氣象。

更加難得的是，大唐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不單體現在上升期，在其中后期也屢有出彩表現。安史之亂后，河西諸州淪于吐蕃之手，盡管如此，河湟人民始終未曾忘記身上流淌的是大唐的血液，時時想著重新回歸大唐。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陷于吐蕃的沙州張議潮舉行起義，成功驅除占領軍，向朝廷進獻河西十一州版圖。至此，陷沒將近百年的河湟故地重新回歸朝廷，詩人杜牧躬逢其盛，在《河湟》一詩中對此稱贊道：“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

相對于唐人創造多次令人驚異的壯舉、奇功，唐人身上這種堅韌、不服輸的精神或許更加令人感動。畢竟，任何制度和技術脫離了具體的人，脫離了人的精神，都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實際上，在世界歷史中的大多數時刻，只要沒有太大的內憂外患，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巔、執世界經濟之牛耳似乎更多的是一種常態，畢竟疆域狹促的宋朝一度占據了世界經濟版圖的半壁江山，甚至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經濟總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

唐人這種積極向上的文化、高昂向前的民族精神在流傳至今的邊塞詩中也有著體現。“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描摹出了將軍之驍勇。“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一種灑脫的英雄之氣躍然紙上。“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投筆從戎的凌云壯志令人心動。“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將士們即便思鄉也沒有半點頹喪消極的情緒。

中國在數千年之間之所以能連綿不絕、歷久彌新就源于其制度和文化上的延續性。近人章太炎在民族危亡之際力主弘揚國故、國粹，“以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他還具體指出國故在內容上主要有三個方面：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可見，章太炎將典章制度作為我們民族的重要精神財富。

縱覽中國歷史，任何一個朝代想要傳之久遠，必須要有一個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一個朝代的制度往往決定著一個朝代的性格，并影響一個朝代的命運。周公在二次東征后，制禮作樂，奠定了姬周將近八百年的國祚。漢宣帝在總結漢朝家法時，提出“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后來的宋、清等朝代也紛紛將法度奉為行政的圭臬。

具體來說，唐朝在隋朝制度的基礎上，融合了北魏、北齊（對應關隴地區），西魏、北周（對應山東地區），梁、陳（對應江左）等三大制度體系，探索實踐了一種新的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效法古人時，不是亦步亦趨、照搬照抄，而是效法其意，結合當下情境調適修正，主張得其意而舍其形。

隋唐時期所開創科舉制度更新了此前略顯封閉保守的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度暢通了階層上下流通渠道，給貧寒子弟保留了一個上升的渠道。既保證了公平、公正，也保證了朝廷選拔人才的需要，有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一制度不僅奠定了中國選官制度的基礎，還對現代文官制度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廣闊的地域和巨大的人口條件下，維持政治的統一，中國在全世界上是獨一家的。在大一統前提下實現國家的良善治理，在中國規模和中國治理經驗基礎上，形成中國具有原創力和獨特性的中國思想，尤其需要如烹小鮮般小心翼翼。這也是來自唐朝的一個重要啟迪。

中原政權在長期與周邊社會接觸和交往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則和規范。唐朝對外實行睦鄰友好的開放政策，同時與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交往。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議唐太宗耀兵異域、振伏四夷，這為唐太宗所拒絕，相反他采用了魏征“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則遠人伏矣”的建議。

《論語》中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在以利益攻伐相尚的國際叢林法則中，唐朝的對外政策更顯卓爾不群，也更具大國氣象。

唐朝的制度文化對周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所一針見血地指出：“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周邊國家積極從唐朝吸收先進文明成果，促進自身跨越性發展，高麗王朝開國之君曾說：“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日本大化改新也以唐朝典章制度為藍本。（朱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