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記載，唐朝崔甫擔任宰相不到200天，就任命了800名官員，且多沾親帶故。當唐德宗質問他時，他答道：“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茍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可是，北宋司馬光不這么認為：“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雖然是本著選賢任能的初衷，但因為奉行非“親”不選、非“故”不用的原則，還是會埋沒人才。

“任人唯賢”與“任人唯親”，本是兩條對立的用人路線，但有時兩者也會有交叉，比如在“親故”之中選“賢能”，或者在“賢能”之中選“親故”。現實中，有的領導干部選人用人，表面上公平公正，實質上唯親唯故。比如，有的是在“唯親”的前提下，堅持“唯賢”的標準。只把關系親近的干部納入范圍，盡管選用的干部比較優秀，但那些非親非故的優秀干部早被拒之門外。又如，有的是在“唯賢”的基礎上，堅持“唯親”的條件。雖然不管親故與否，把所有優秀干部都作為遴選對象，但最后只選用關系親近的干部。這樣一來，不但難以“優中選優”，還會助長托親拉故等不正之風。所以，對于類似的“任人唯親”，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堅決予以反對。

但由此也想到一個問題，反對“任人唯親”，是否就應該堅持“舉賢避親”呢？司馬光在對崔甫的用人方法提出異議后，表明他的用人主張：“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茍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在他看來，用人只看“賢”與“不賢”，不論“親”與“不親”。因為親故而用“不賢”，當然造成不公；但因為親故而不用“賢”，也同樣失之公道。

曾有這樣一件事：一名干部很優秀，組織部門將其列為擬選拔任用的考察對象，但一位主要領導提出否定意見，說這名干部是他的老部下，要避“唯親”之嫌。結果，這名優秀干部錯過了提拔機會，群眾都感到可惜。本來，我們黨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對回避問題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為什么不能大膽地選、放心地用呢？其實，有的人“舉賢避親”，看似大公無私，實際上還是為了一己之私，只是不想引起人們的猜測和非議。如此為之，雖保護了自己，卻浪費了人才；雖樹立了個人形象，卻影響了集體事業。

“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春秋時期，晉國中軍尉祁奚告老還鄉，悼公問他誰可以取代他的職務。他舉薦了解狐。悼公說，解狐可是你的殺父仇人。他說：“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解狐死后，祁奚又推薦了祁午。悼公說，祁午可是你的兒子。他說：“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孔子聽了這件事后，感慨道：“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拋開個人感情因素，不受各種關系影響，知人善任、選賢任能，唯才是舉、量才錄用，體現的是胸襟氣魄，彰顯的是責任擔當。

選人用人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一道復雜難題。有的“任人唯親”卻看似為公，有的“舉賢避親”卻實則為私，容易讓人迷惑。但只要把眼光放長遠，就能撥開迷霧見本質。選人用人見擔當，只有不為“親近”所干擾，不把“親近”當負擔，既任人不“唯親”，又舉賢不“避親”，才能真正選出好干部，形成群賢畢至、見賢思齊的從政環境。（匡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