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意境”“境界”是中華美學的關鍵詞，與之相關的“審美境界”“人生境界”也有重要的地位。中華美學推崇詩意化的人生境界，這一審美傳統既有深厚的傳統哲學為根基，也有豐富的審美實踐作支撐。

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對中華士人人生哲學的形成起著引導作用，還被轉化為其審美境界的重要內涵

中華美學推崇詩意化的人生境界，這一審美傳統建立在儒釋道哲學的基礎之上。很早以來，中華哲學就已形成了重視人生境界的各種思想和學說。例如，先秦儒家以恢復禮樂文明為己任，把圣賢人格作為理想的人生境界，講究溫柔敦厚、中庸節制、文質彬彬，志在建設和諧有序的理想世界。道家對禮樂制度持批判的態度，以自然無為為文化理想，認為道法自然、逍遙自在、不被物役的真人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它追求個體的生命自由和精神自得，以及“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存在感。佛教禪宗注重個體生命智慧的開啟，采用權宜說法、方便法門，強調當下即是、獨特唯一的感悟，于是，充當生命的覺者成為禪宗向往的人生境界。

我們也應注意，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在人生境界論方面又存在相通之處。例如，它們都認為人生境界是真、善、美的統一，而不是以二元對立的思維對待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儒家講美善合一，又把“渾然與物同體”“民胞物與”等作為求真的境界。道家注重體道求真，逍遙人生，各適其性，但實際上，從老子到莊子，都把善作為真、美合一的前提，《道德經》有很多地方提到道德問題，《莊子》有很多篇目描述高尚的德行，可見，道家也追求真、善、美的統一。佛教對善的強調無需多講，不過，佛教對真和美的訴求卻別有意味。它追求的真是指真如、真諦，是個體對世界的真實體驗，而不是知識理性，它追求的美也不是世俗意義上的美感，而是以般若空性為內涵的微言妙意，審美不過是傳達佛理的中介而已。

為了提升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中華哲人也提出了相應的進修功夫。《大學》有“三綱八目”之說，孟子主張“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周敦頤“觀天地生物氣象”，王陽明“致良知”，董其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屬于人生境界的進修之路。這種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對中華士人人生哲學的形成起著引導作用，還被轉化為其審美境界的重要內涵。

馮友蘭、宗白華等對人生境界有所論述。馮友蘭把人生境界分為四個層級：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白華則把人生境界分為五個層次：功利境界、倫理境界、政治境界、學術境界、宗教境界。其中，功利境界主利，倫理境界主愛，政治境界主權，學術境界主真，宗教境界主神。這五層境界能概括一切嗎？其實不然。因此，宗白華又在學術境界與宗教境界之間劃出一塊領域，作為主美的“藝術境界”。宗白華說：“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宗白華全集》第2卷，《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在他看來，藝術的形式結構，如點線的組織、色彩或音韻的和諧，與生命情緒的表現交融為一，創構一種“藝術境界”。巍峨崇高的建筑表現出一種境界，悠揚清妙的音樂啟示著另一種境界。宗白華所說的“境界”，屬于審美境界。

淡泊名利、參透榮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開啟清凈的心源，影響著超凡脫俗審美境界的生成

從中華哲學派生出來的美學精神，特別強調超越世俗物欲、功名利祿對審美心胸的遮蔽或阻滯，從某種意義上講，審美活動能使心性復歸本真狀態，使心境變得活潑自在，這是中華傳統士人的人生境界和審美理想。道家主張心無所懸，遠離得失計較，臻于自由自在的超然境地。莊子欣賞超然物外的處世態度，認為聲色、氣味、得失、進退等會對人性造成戕害，假如被外物所役，被境相牽系，心靈就會不得自由，乃至喪失天性，無法抵達理想的狀態。

禪宗主張平常心即道，隨心自在，破除對外在境緣的執著。所謂“擔柴挑水，皆是妙道”，遇境觸緣，暢達自在。心體廓徹澄明，自性清凈靈明，參透聲色，滌蕩毀譽，勘破榮辱，淡化名利。禪宗秉持般若空觀，藝術家也以此作為審美人格或精神境界，試圖超越卑瑣的生存狀態，使生命的智慧大放光明，照亮有價值和意義的人生。

在道家哲學和佛教色空觀的啟發下，中華美學推重超然物外的精神，對藝術家的人生境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被物役，不為境牽，成為最基本的性情頤養的功夫。他們心胸淡然，知足自樂，不喪己于物，也不失性于俗。這種淡泊名利、參透榮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開啟清凈的心源，也成就了藝術家卓爾不群的曠達品格，還影響著超凡脫俗的審美境界的生成。

在中華美學領域，由于士人作為精英階層身份特殊且貢獻突出，士人美學居于中華美學的主流位置，每當社會變遷、文化轉型時期，士人總是首先覺醒，擔負起文化傳承的重任，且在審美理論和實踐中建構起新的傳統，成為中華美學發展的重要特征。蘇軾倡導“士人畫”，就是以張揚士人的審美情趣的體現。在他看來，士人進行繪畫創作，有比一般畫工更高的文化素養和自由心境，他們不以精雕細琢見長，而以游戲的態度任性為之，這與其超然物外的審美境界有關。他們崇尚自然平淡，突破藝術門類限制，認同繪畫和園林充滿詩意，或以草隸奇字之法作畫，或以畫法論小說戲曲。這些不同的藝術門類為何能彼此溝通，并行無礙？這是因為，它們都要表現超逸不群的士氣，具足特立獨行的精神，藝術應棄絕甜俗蹊徑，不落匠人習氣，不拘成規習法，至于藝術創作的具體技法如何，這倒并不是士人畫關注的中心。

在當今消費主義盛行的大眾傳播時代，這種不為世俗榮辱所累、不被名利爭執所牽的美學精神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假如藝術家自甘沉淪，一味地迎合市場的口味，或墮入物欲的深淵，就會導致審美趣味的低俗、理想的缺失、精神的淪陷。藝術家一旦遠離自在的心境，本真的生命狀態就無從顯現，更不可能創作出有內涵的佳作。這無疑是背離中華美學精神的。對于當代藝術而言，這種破境執、顯真性的造境功夫傳統對于凈化審美空氣、提升審美人格、鍛煉受眾品位，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詩意人生往往就體現在日常細微的生活當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發現與照亮

依照馮友蘭、宗白華對人生境界的層級劃分，最高境界在于天地境界或宗教境界。這類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中華美學孜孜以求的審美境界，它們不是客觀的世界，卻可在審美活動中得以體證。審美境界有高低之分，詩意化的人生境界接近審美境界的最高理想。因此，審美境界不能停留于事功狀態，也不能滿足于道德訴求，它以與天地合一、與造化同流為旨歸。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郭象講“玄同彼我”“與物冥合”，都有審美境界的意味。孔子與曾皙等弟子言志，莊子在濠梁之上感受游魚之樂，陶潛采菊東籬的悠然生活，蘇軾赤壁之上對天地變與不變的感嘆，都在泯滅物我、是非、主客、內外等的二元對立，復歸于生命與天地合一、與造化同流的境界。這是人生境界，也是審美境界，體現出神圣感、莊嚴感和崇高感。

在中華藝術發展史上，歷代士人都以詩意化的人生境界相標榜。他們笑傲江湖，對酒當歌，或登臨懷古，漫游騁懷，參加雅集，以文會友，酬唱抒懷，由此舒卷性情，安頓性靈，從而實現詩意化的人生境界。他們仰觀俯察，靜參宇宙，或縱浪大化，或向往漁樵逸趣，駕一葉扁舟，在天地間悠游往來。這是詩意人生的表征，映現出超越世俗化生存的理想。

在追求詩意人生的士人看來，生活世界處處蘊藏著美的因素，值得深情地玩味和欣賞。松濤陣陣，清流泠泠，灘聲入耳，風琴入懷。清音雅韻滿耳，勝似玉管朱弦。微風、細雨、野徑、纖草、藤蔓、枯木、飛鳥、牧童、遠山、細流……無處不是意境悠然的水墨畫卷。這契合士人的情趣和理想，因而被他們轉化為審美境界。生活世界的自然景物和普通事物為士人的棲居添加了詩意，也使其深切感受到與他者共在的愉悅，體驗到個體與宇宙、自我與世界的和諧為一。在這種本原一體的和諧共存狀態，構成了一種不同于實用理性的新型關系，這種新型關系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人成就了自身，世界的意義也得以彰顯，萬物活潑自在，情趣盎然。他們欣賞自我，珍重當下，以同情的眼光觀照世界，有情遍及萬物，普通事物也具有了與藝術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地位，這都是在張揚詩意化的人生境界。

琴棋書畫、詩酒雅興、休閑娛樂、賞玩清鑒，這是中華傳統士人詩意生活的寫照。陶潛撫弄無弦，王羲之蘭亭雅集，林逋梅妻鶴子，蘇軾把酒問天，米芾拜石稱兄，李漁閑情偶寄……對詩意人生境界的追求代不乏人，已發展為中華藝術的象征性符號。這種詩意人生不是神秘主義，也不是貴族階層的身份標志，它往往就體現在日常細微的生活當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發現與照亮。王羲之說“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蘇軾說“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都強調生活世界是詩意人生的依托，因此，契合天地萬物的生命節律，契合人世間的美妙存在，表現生生不息的宇宙情懷，就是極高的審美境界，《樂記》講“大樂與天地同和”，大概就是對這種天地境界的默然神往。

（湯凌云 作者系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