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作為一種文學樣式，興起于隋唐，全盛于宋代。在以“和縣猿人、霸王祠、天門山、陋室”四大歷史文化為代表的安徽和縣，有一位叫張孝祥的鄉賢，不僅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愛國詞人，更是位剛正不阿的清官廉吏。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居士，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廷試狀元。張孝祥高中狀元后不久，曹泳見其有才，想拉攏他進入自己的“圈子”為己所用，便提出把女兒許配給他。張孝祥早知此人系秦檜親黨，貪暴成性、無惡不作，不屑與之為伍，對提親一事根本不予理睬。

當時，朝廷官員懼怕秦檜，擔心惹禍上身，岳飛蒙冤之事，雖然對他們觸動極大，但卻不敢公開為其鳴冤。在新科進士聚會的地方，張孝祥挺身而出為岳飛鳴不平。事后，他的好友勸他不該如此鋒芒畢露，會得罪人的。張孝祥卻理直氣壯地表示：“無鋒無芒，我舉進士干什么？有鋒有芒卻要藏起來，我舉進士干什么？知秦檜當政我怕他，我舉進士干什么？”三句反問，斬釘截鐵，干凈利落，彰顯出他敢于仗義執言、同奸猾之人格格不入的高貴品格，如今聽起來仍令人拍案叫好。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張孝祥第一次入宮覲見宋高宗，建言高宗更化朝政，不能茍安現狀。這只是張孝祥向朝廷建言獻策的開始，在隨后的任職時間里，他從國家利益出發，屢上奏議，提出了許多建議。如圍繞加強部隊管理、獎罰得當，他認為獎賞與功勞不相當則不如不獎賞，懲罰與罪過不相當則不如不懲罰；立足富國靖民、收復失地，他認為確立志向應堅定而不是急于求成、成功在于努力不懈而不在迅速見效，制定和頒發法令，貴在貫徹執行等。

在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張孝祥雖然幾易官職，但他每到一處，都以造福百姓為己任，官聲卓著。張孝祥知撫州，“蒞事精確，老于州縣者所不及”；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知潭州，“為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以無事”；知荊州，“內修外攘，百廢俱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張孝祥出任撫州知府。他一上任，就深入民間，體察下情，盡力減輕百姓的負擔。漕司催交租稅，他一再懇求體恤“里閭凋瘵（意為貧苦）之民”，放寬期限。翌年三月轉任平江府（今江蘇蘇州）提舉學事，恰逢平江大水，州縣不顧百姓死活，仍然催討歷年積欠的租稅，他兩次上奏，請求朝廷蠲免或緩繳當年以前所有欠租。由于他的努力，朝廷從其所請，使得萬千災民得以活命。

盡管仕途坎坷、幾起幾落，但張孝祥初心不改，始終保持清廉本色，正如他在《柳梢青·碧云風月無多》里寫道：“莫被名韁利鎖”；又如他在《諸公分韻》中感嘆：“士為一飽謀，懸知不同道。”做官如果就是為了追求利祿，那可不是我的同道。當時京口多景樓落成，邀請張孝祥題寫樓匾，并以白銀二百兩作為潤筆之資，張孝祥婉言謝絕。他不僅如此嚴格要求自己，還不忘叮囑自己的同僚，做官要堅守節操，始終廉潔奉公。他在送自己的幕僚張立之到臨江做判官時，贈言“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無論世事怎么變化，絕不趨炎附勢，改變自己的節操；無論身處逆境還是順境，都能一如既往為國家出謀劃策。

張孝祥憎恨貪官污吏，在荊南（今湖北荊州）任官時，當調查得知金堤決堤的原因竟是負責修堤的官吏把民夫挪作私役，又收受賄賂放走民夫，以致工程草草完成，江堤漸漸單薄，最終潰決。他特作《金堤記》，記錄這些官吏徇私舞弊的情節，并筑亭將《金堤記》刻于壁間，以發揮警示教育作用，告誡后人。

乾道六年（1170年），張孝祥病逝于蕪湖。他去世那天，“商賈為罷市，兩河之民多思之”。宋孝宗得知，有用才不盡之嘆。

張孝祥出身書香門第，學養深厚。張孝祥十分重視學習的功用，他曾說“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政不于學，則無道揆法守”，精辟論述了學習與治國理政的關系，強調了學習對從政者的重要性。他在《勉過子讀書》中寫道：“學無早晚，但恐始勤終隨”，著重強調學習要持之以恒，不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張孝祥善詩文，尤工詞，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詞》等傳世，與張元干并稱南宋初期詞壇雙璧。（許克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