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做好“四種形態”的轉化運用，既對頂風違紀、不知悔改的違紀違法人員從嚴懲處，以儆效尤，又給迷途知返、真誠悔過的黨員干部提供改過自新的機會，真正實現寬嚴相濟、懲救相融，這是紀檢監察機關當前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

實踐中發現，當前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在“四種形態”轉化運用中存在四類問題。一是不會轉化。部分紀檢監察干部對“四種形態”轉化的精神內涵認識不到位，對政策界限和轉化條件、程序等把握不準，不能準確運用好紀律和法律兩把“尺子”去定性量紀。二是不愿轉化。部分紀檢監察干部片面理解“越往后越嚴”的執紀理念，忽視案件客觀背景和當事人的認錯悔錯態度等主觀因素，一律從嚴從重處理，不愿主動適用形態轉化，難以體現組織的教育感化和人性關懷目的。三是不敢轉化。部分紀檢監察干部擔心對被審查人適用形態轉化，可能會引發其本人申訴，或導致紀律處分面上的不平衡引發類似案件當事人的申訴信訪等問題，出于求穩怕錯、不愿擔責心理，不敢提出形態轉化的意見。四是隨意轉化。個別紀檢監察干部為追求案件數量，在形態轉化上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突出表現在對部分問題線索的處置上，可以適用第一種形態進行“咬耳扯袖、紅臉出汗”的，卻人為“拔高”為適用第二種形態給予紀律處分。也有個別紀檢監察干部在人情等因素的驅動下，錯誤認為“四種形態”可以超越黨紀國法，對應當移送司法機關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也可以用“四種形態”轉化“兜底”。這些錯誤的觀念一定程度上影響“四種形態”轉化運用的綜合效果。

筆者認為，可從規范標尺、嚴明程序、壓實責任三個層面著手，進一步提升“四種形態”轉化運用的精準度。

劃定“三線”，規范形態轉化標尺。結合相關黨規黨紀、法律法規，明確形態轉化運用的不同情形，從嚴把握適用標尺。一是劃定底線，明確適用情形。堅持依紀依規、實事求是，寬嚴相濟、分類施策的原則，綜合考慮違紀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后果、時間節點以及違紀人員的態度、表現等因素，對符合黨紀處分條例和刑法等規定的從輕、減輕或從重、加重情形的，以及具有相應酌定情形的，可在“四種形態”相鄰形態間逐級轉化。需要說明的是，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則，不存在第三種形態向第四種形態轉化的情形。二是劃定黃線，明確慎用情形。對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以及具有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等特殊情形的，應慎用形態轉化。三是劃定紅線，明確禁用情形。對黨員干部有嚴重違紀行為，且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相關規定只有開除黨籍處分檔次的，不得適用形態轉化。一般情況下，“四種形態”轉化運用不得跨形態跳躍轉化，不得對違紀人員在規定的處分幅度以外減輕處分。

抓好“三審”，嚴明形態轉化程序。堅持全面審查、綜合研判，加強審核把關，嚴格規范形態轉化程序，切實做到定性準確、量紀恰當，實現精準轉化。一是初核預審，規范立案程序。案件承辦部門初核后，認為相關行為具有規定、酌定的情形，可以在第一種形態與第二種形態之間相互轉化的，需經立案前會商，或經會商后形成免予處分的書面結論。二是專題會審，規范轉化程序。對已立案審查的案件，由案件承辦部門在審查報告中提出適用形態轉化的建議；或案件承辦部門雖未提出轉化建議，但經審理認為應當適用形態轉化的，先由審理部門集體審議，再提交案件專題會議研究同意后形成審理報告，提請紀委常委會、監委委務會審議。三是涉刑聯審，規范銜接程序。對適用第四種形態轉化為第三種形態處理的，經審理部門集體審議后，提請紀委監委會議研究。待研究同意后，由紀委監委牽頭組織召開反腐敗協調小組聯席會議論證，經論證形成一致意見的，報上一級紀檢監察機關審批。

嚴把“三關”，壓實形態轉化責任。規范審查調查和案件審理權力運行機制，壓縮自由裁量權，推動形態轉化運用工作取得實效。一是嚴把記實關，做到全程留痕。實行全流程痕跡化管理，將“四種形態”運用貫穿到問題線索處置、紀律審查、監察調查和案件審理各個環節，建立自辦案件立案前會商制度、案件專題會議制度、聯席會議制度。對適用形態轉化的案件，參與研究人員意見以書面形式如實記錄在案，對案件質效負責。二是嚴把監督關，加強上下聯動。建立形態轉化案件備案機制，對適用形態轉化的案件作出處理結論后，下級紀委監委應將案件審理報告及處分決定向上級備案，其中對案件適用第四種形態向第三種形態轉化的，在作出處分決定前，必須先向上級紀委監委請示。由上級對口聯系的執紀監督部門會同審理部門共同審核把關，并報相關負責人批準。三是嚴把問責關，強化責任追究。實行案件主辦人、主審人負責制度，明確主辦人、主審人為查辦案件的第一責任人。對違反規定適用形態轉化的，視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佘建康 周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