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晫《今世說》載：明清易代之際，有兩個秀才趙瀚、鄒甲方，一同居住吳江（今江蘇）西郊。那時正值亂世，許多秀才紛紛放棄功名，以示反抗。不久，朝廷掌管教育的官吏來到吳江，發(fā)出通告：前明秀才若不按時到縣學(xué)報到，將被定罪流放。聽到這個消息，趙瀚開始動搖。鄒甲方正色勸道：“我輩但當(dāng)論是非，不當(dāng)計利害。”趙瀚聽此言，心中一懔，于是打消了原來的念頭。事后趙瀚逢人便講：“微鄒君幾喪吾守。”

“但論是非，不計利害”，講的是做人的原則。趙瀚在威逼之下，想要“復(fù)出”，是放棄原來的選擇；鄒甲方“威武不能屈”，是堅守做人的節(jié)操。此中道理，《論語》之中一句足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利害是非看似分明，其實利害之中便有是非，利害恰在是非中。明末清初理學(xué)大家孫奇逢說得再明白不過：“成仁取義，雖害，利也；乞墦登垅，雖利，害也。”

舍生取義的文天祥響徹古今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何嘗不是“是非面前不趨利不避害”這一品格的表達？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勤王，兵敗被俘，至死不屈。他被帶到元兵將領(lǐng)面前，拒不跪拜，曰：“我能死，不能拜。”面對威逼利誘，慷慨陳詞：“為宋丞相，宋亡，義當(dāng)死；為北朝所獲，法當(dāng)死，何言？”元世祖在大殿之上，親自允諾文天祥“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文天祥朗聲答道：“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一死之外，無可為者。”就義之時，顏色不變，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見聞?wù)撸瑹o不流涕。”

利害之大，唯有生死；生死面前，最見大義。鄒甲方做到了，文天祥做到了，他們用自己的言行在義利之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丹心一片，光照千古。

中國共產(chǎn)黨人最好地傳承了“但論是非，不計利害”的品格。“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這些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誓言生動表達了共產(chǎn)黨人對信仰的堅貞。理想之光不滅，信念之光不滅。在革命時期，共產(chǎn)黨人只講是非，不計利害，雖九死猶未悔；在建設(shè)、改革時期，共產(chǎn)黨人同樣如此，而且始終以明確的是非觀要求全黨同志，為的不是私利而是給人民謀取最大的利益。

“脫利無繁難。”且不說那些腐敗分子皆屬是非不分、利欲熏心的人，當(dāng)下以各種面目粉墨登場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本質(zhì)也還是“論利害，不計是非”。熱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者會以各種方式明哲保身，只求位子安穩(wěn)不問事業(yè)成敗，只圖個人安逸無視問題積壓。程頤曾一針見血指出：“如做一事須尋自家穩(wěn)便處，皆利心也，圣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當(dāng)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之時，孔子斷然回答：“再，斯可矣。”何以如此？多思轉(zhuǎn)多私。多思，思的是個人得失，思的是利害權(quán)衡，大義原則會隱退，個人利益會抬頭。當(dāng)此之時，何以有是非之間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何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擔(dān)當(dāng)和作為？何以有宵衣旰食、夙夜在公的動力和激情？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有言：“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有了這樣的情懷，有了這樣的擔(dān)當(dāng)，定然會有“但論是非，不計利害”的堅定選擇。（王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