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林伯渠

林伯渠認為：國家不是一個空的東西，而是人與人關系的集合。國家有憲法，經濟、政治、婚姻、土地都有個章程，我們要遵守，養成法律觀念。不合乎法令則不足為人民之表率，這是“個人”與“法”的問題。因此，作為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不論職務高低，更應該成為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表率。

林伯渠在1937年至1948年底長期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并在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擔任審判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陜甘寧邊區成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新中國的“模型”。陜甘寧邊區之所以“模范”，自然離不開法制建設。

“這股風非剎住不可！”

作為曾攻讀法律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認為：國家不是一個空的東西，而是人與人關系的集合。國家有憲法，經濟、政治、婚姻、土地都有個章程，我們要遵守，養成法律觀念。不合乎法令則不足為人民之表率，這是“個人”與“法”的問題。因此，作為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不論職務高低，更應該成為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表率。為了保證各級干部廉潔守法，邊區政府嚴厲懲治貪污現象。1938年，邊區政府剛成立不久就發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1939年正式頒布的《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額達到1000元以上的判處死刑。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而中國共產黨最講認真。在陜甘寧邊區，懲貪條例得到堅決徹底的執行，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對于邊區的干部來說，無論是革命資歷，還是地位、功勞、職務，都不能成為違反法紀的“丹書鐵券”。比如鹽池縣縣長曹某私自將兩起賭博案罰款共159元裝進自己腰包，組織發現后立即將其撤職；安塞縣第四、第六兩區區長貪污沒收的鴉片煙土，也被迅速撤職嚴辦；華池縣白馬區委書記崔某因貪污100元被逮捕，悅樂鄉鄉長貪污70余元也受到處理。1937年至1938年短短兩年時間里，邊區司法部門就判處了180起貪污腐化案件。

在林伯渠的帶領下，陜甘寧邊區的法制建設有了突破性進展，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肖玉璧案。肖玉璧是1933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作戰英勇，身上有90多處傷疤，可謂勞苦功高。在他養傷期間，毛澤東見他骨瘦如柴，特批將每天供應自己的半斤牛奶讓給他喝，為他增加營養。上級認為肖玉璧是有革命覺悟和革命貢獻的可靠老戰士，便安排他擔任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然而肖玉璧上任之后蛻化變質，不但以功臣自居，貪污受賄，更利欲熏心，把邊區極為稀缺的食油、面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經核查，肖玉璧在任內共貪污公款3050元，根據懲貪條例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邊區政府對此案很重視，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并由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親自擔任審判庭長。

1941年底，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對革命有功，向毛澤東寫信，請求毛澤東念他過去作戰有功，希望能讓他上前線，在戰場戰死。為慎重起見，林伯渠帶著肖玉璧的信面見毛澤東。毛澤東詢問了肖玉璧貪污的數額，并征求林伯渠的意見。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隊伍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總數的百分之五，這股風非剎住不可！”毛澤東當場表態：“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依法查處肖玉璧貪污案有著深遠的意義，表明了邊區政府懲貪的堅決態度。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專門就此案發表評論：“肖玉璧判處死刑了，因為他貪污，開小差，為升官發財以至叛變了革命。”“在和困難搏斗中，定會有千萬個英雄挺身出現；但卻也難免出現‘肖玉璧’式的‘小丑’貪污腐化、怕困難、開小差，或者竟走向叛變之路！”“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雜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肖玉璧案的審判，產生的影響很大。邊區干部群眾、黨政軍民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增強了法制觀念，也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邊區政府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經過數年努力，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中國最廉潔的政府。

“邊區司法系統中無可怕的威風，只充滿了平等與正義的精神”

陜甘寧邊區位于黃土高原地帶，溝壑縱橫，交通不便，經濟水平低，教育文化事業更是落后。李維漢曾經這樣描述：“邊區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高達99%。”當時邊區農村之落后，從張聞天的農村調查可見一斑：“這里農民用的生產工具，都是最原始的……但這對于獨立小生產的農民，并不十分重要。他們的生產，第一是靠天；第二是靠勤苦；第三是靠牲畜肥料。”經濟文化的落后，導致普通群眾的法制意識淡薄，舊有的愚昧和落后的觀念，使得一些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觸犯了法律的紅線。

針對實際情況，林伯渠指出：“邊區的司法制度，保護的是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政權與財權，而打擊的則是不可救藥的漢奸與土匪。它是服務于政治的，又向人民負責。”因此，在邊區法制建設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司法機關對能以調解方式解決問題的案件，都進行調解，并允許群眾團體代為訴訟。

對于觸犯了法律的群眾，林伯渠認為，懲罰只是手段，教育和挽救才是真正目的。他在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在勞動與教育并重的原則下，整理與改良監獄工作。”邊區政府在保護人民利益的前提下，采取懲辦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監獄教犯人識字，犯人出獄時一般能夠認識500至700個字，有的還能寫簡短的白話文章。同時，監獄也很注意犯人的衛生和健康，每周派醫生診病2次，有病的犯人被隔離居住。犯人早上要洗漱，室內要整潔，每周要洗澡，兩個月理發一次。由于衛生和健康工作做得好，監獄從未發生犯人病死的事故。

對于服刑期滿人員的安置問題，邊區政府格外重視。據林伯渠在1941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統計，當年判決的案件中，受批評教育釋放的占18％，判決半年以下苦役的占44％，而執行死刑的僅有0.6％。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概括道：“至于犯人的生活，除他們的自由受到相當的限制外，他們同樣地上課、生產、開檢討會、研究時事，并且有他們的自治組織。從勞動生產中，他們學到了技能，改善了生活，也鍛煉了思想意識。經過一個時期的法院生活，許多犯人由罪犯變成了守法的公民。”當時從國統區來的人員參觀邊區監獄后感嘆：“邊區的監獄等于學校。”世界學聯代表團也說：“邊區司法系統中無可怕的威風，只充滿了平等與正義的精神。”

“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

“馬錫五審判方式”是陜甘寧邊區法制建設探索中取得的重大成就。馬錫五在任邊區隴東分區專員兼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時，創造了一種群眾路線式的審判方式，將群眾路線的工作方針運用于司法審判工作。這種審判方式的主要內容是簡化訴訟手續，實行巡回審判、就地審判，在辦案中依靠群眾、調查研究，解決糾紛，糾正疑難與錯案，使群眾在審判活動中得到教育。其典型案例就是甘肅慶陽華池縣封芝琴婚姻案。

封芝琴自幼與張金才之子張柏訂婚，長大成人后曾與張柏見過面，互相許為心上人。但其父封彥貴嫌張家貧寒，為從女兒身上多撈“彩禮”，便自作主張與張家退親，準備將女兒賣給慶陽財主朱壽昌。張金才知道后，糾集親友按照當地“搶親”習俗將封芝琴搶到家中與張柏成婚。事情發生后，邊區的一些司法人員未經深入調查便宣布張柏“搶親”婚姻無效，張金才被判刑六個月。馬錫五經過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后，作出新判決：一，張柏與封芝琴的婚姻，根據婚姻自主的原則，準予有效。二，張金才深夜聚眾搶親有礙社會治安，判處短期徒刑；對其他附和者給予嚴厲批評。三，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反復出售，違犯婚姻法令，判處勞役，以示警誡。這一判決合情合理，群眾熱烈擁護，雙方當事人均表示服判。

馬錫五的審判方式引起了林伯渠的注意。自1937年邊區政府成立后，法制建設便在艱難摸索中前行。謝覺哉曾在日記中坦言：“邊區司法似乎是政權中較落后的一環，原因：大家對司法不注意，不去研究，很少人有司法知識。”因此邊區政府最初不得不依靠國民黨的相關法律。然而邊區的經濟社會狀況與國統區發達城市大相徑庭，司法模式不能照搬照抄。事實表明，代表共產黨鄉土化法律傳統的馬錫五，要比代表國民黨西方化法律傳統的吳經熊更加切合邊區實際。

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出現，使摸索數年的新民主主義司法制度有了具體實際的內容和真正意義的突破。而“馬錫五審判方式”這一表述是林伯渠最早提出來的。1944年1月，他在邊區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所作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一年工作總結》中鄭重提出：“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以便教育群眾。”1944年6月，馬錫五審判方式通過《陜甘寧邊區建設簡述》被介紹給中外記者。在邊區政府倡導下，邊區廣大司法人員紛紛學習這種方式，出現了一個又一個“馬錫五”。邊區各級法院的判決得到大多數人民的信服，以至于在陜甘寧邊區與國統區交界的民眾也紛紛找邊區法院審判，而不愿去國民黨的正規法庭起訴。

馬錫五審判方式源自中國共產黨踐行的群眾路線方法和鄉村本土政策，使得農民群眾與司法機關之間沒有隔離感，充分反映了陜甘寧邊區司法公正為民的本質特征。林伯渠作為“馬錫五審判方式”的概括者、提倡者和推廣者，功不可沒！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懲貪肅貪能夠動真格；堅持懲辦與感化教育相結合，將監獄辦成學校；堅持司法為民、一切從實際出發，探索適合邊區實際的司法模式……從某種意義上看，林伯渠關于司法工作的方法和原則，正是陜甘寧邊區法制建設成績斐然的重要緣由，也為中國共產黨在法制建設的探索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鄭林華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