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燾，字函有，號環溪，湖南衡山人，乾隆二年（1737年）進士，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來陜西鎮安任知縣，乾隆二十年（1755年）調鳳翔。在鎮安的八年中，他墾荒田、修水利、興桑蠶、倡集市、設義倉，節衣縮食三次捐銀助辦義學、修道路。他的惠民之舉，得到百姓的一致稱贊。

聶燾上任之時，其父聶繼模唯恐愛子為政不勤，遂派人護送聶燾之妻，懷揣著自己寫的一封《誡子書》遠赴鎮安來尋聶燾。聶繼模這篇《誡子書》的正文，從“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為平安耳”開篇，要聶燾專心為官，不必多問家事，到“聞爾土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醇古。我身健尚能復來，得目睹地方起色為樂。余言爾妻自悉，不暇談”擱筆，勉勵聶燾為政一定要讓地方事業有所起色。

《誡子書》洋洋灑灑三千言，引經據典娓娓道來，大事小情句句在理，關愛體貼之情躍然紙上。聶繼模諄諄教導兒子莫把上司的寬容當做“偷安藏拙”的借口，莫因地僻、官小、責輕而磨鈍意志，他一反常態要求聶燾養成“晚眠早起”的習慣，為的就是方便“后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為受用”。他教導聶燾要誠實守信，與人交往守之以禮，切勿沾染紈绔習氣，公事雖忙，閑暇也要記得念書，“暇宜課以讀書，爾亦借此得與典籍相近”，尤其《中庸》一書最應仔細閱讀。

聶繼模的《誡子書》字字珠璣，實為家訓佳作，句句忠言，被魏源選入《皇朝經世文編》等著作。聶燾踐行其父《誡子書》的教誨，不僅成就了其為人，也使其為政造福了一方百姓。

聶燾在鎮安任職期間，下察民間疾苦，采取了招撫流民、勸民墾荒、獎勵升科、減免賦稅等一系列措施，規定“山坡嶺側畸零地畝，免升科賦，永為己業；有主荒地以三、四、五畝折為一畝，三年墾完，十年起科；無主荒地由官招輯流移開墾，地糧全免”。“丁徭所征不及往時七分之一”，百姓收益因此增加。前后僅僅四年光景，湖廣、江浙、巴蜀等地流民紛至沓來，鎮安人口從他上任時的784戶猛增至2562戶，新墾荒地五百余畝。

社倉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公益性設施，每遇荒年，百姓可向社倉借糧過活，待來年收成見好時，再將借糧還給社倉。聶燾在任上很重視社倉的建設，以前鎮安只有兩處社倉，兩倉東西相距一百里，南北相距四五百里，其間崇山峻嶺，百姓借還倉糧跋涉艱難。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1750年—1751年），聶燾拿出自己的俸祿，分建南社倉與北社倉，兩處社倉各貯糧一千兩百石，解決了百姓借糧遠涉之苦。

為了百姓生計，聶燾還從江浙招募繅絲匠人，引進栽桑養蠶技術，教民興桑養蠶，紡紗織布。聶燾的夫人為助丈夫“以實心行實政”，親自到鄉間教百姓養蠶抽絲、手工織錦，隨之城中小店小鋪相繼開張，經濟日趨活躍。

鎮安萬山盤繞、道路崎嶇，百姓出門要翻山越嶺，而每逢夏秋大雨，洪水暴發，橋筏俱無，行人坐守，日則饑餓，夜則棲巖，有淹斃河中者，也有為虎狼所食者，唯春冬兩季較為適合出行，而冬季秦嶺萬仞冰雪，行人路上亦飽受風寒之苦。聶燾見狀，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起，籌資開鑿鎮安至西安之間懸崖碥路四百華里，又帶頭捐銀，增修車家河至大山岔碥路四十多華里。

鎮安境內常有虎狼出沒，傷害百姓。聶燾剛到鎮安之初，山林猛獸是為害一方平安的隱患。對此，聶燾在省晉謁總督，以求防范之法。省府遂“制短槍、火藥”發放到縣，縣上招募獵戶，散入鄉中，除去猛獸，巡撫陳弘謀聞之，“喜山民除獸患，曉諭全省仿效”。

聶燾身為一位科舉出仕的讀書人，感到鎮安“秀才文理晦塞”，山城不得良幕，便大力倡興辦理鎮安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乾隆十九年（1754年），聶燾建“啟秀山房”于城東門，親題校名，向民眾宣傳義學。他不僅為義學籌辦了田產，還贈銀三十兩予以資助。在任職后期，聶燾精心組織編纂了《鎮安縣志》，并親自主筆，以存史資政，教化育人。離開鎮安后，他仍不忘《鎮安縣志》的編撰出版。聶燾母親去世，在回鄉的路上，他還在修正志稿，直至付梓。他在縣志最后寫道“丁內艱矣，苫塊昏迷（指孝子居喪以草薦為席、土塊為枕），何心筆墨！然念在鎮安者歷八載，精神所結，魂夢依依！”

聶燾在鎮安八年多未曾回鄉，他牢記嚴父聶繼模的話：“節省正圖為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為身家計”。乾隆二十年，聶燾調任鳳翔，臨別時父老攀轅痛哭，聶燾不忍離去，即吟長詩《調任鳳翔留別鎮安父老》，其中有言：

調任辭鎮安，父老攀轅哭。

停車謝父老，盛世多良牧。

前去后者來，為爾地方福。

愿言課兒孫，殷勤務耕讀。

各勉為良民，永不犯刑戮。

悠悠此心期，夢魂常追逐。

留詩寄父老，深情溢尺牘。

就在這作別的一首詩中，聶燾仍勉勵父老鄉親，要教育自己的子孫耕讀傳家、做個良善之人。

在今天的鎮安縣城聶燾廉政文化園中，有一座亭子格外顯眼，上書“聶翁亭”三個大字，該亭即為今人紀念聶燾所建。兩邊豎書：“為父當比樂山翁（聶燾之父），做官要賽聶家郎。”這既是對聶燾的推崇，也寄托著百姓對清官廉吏代代相傳的殷切希望。（鄭時根 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