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崔某，中共黨員，某市建設局副局長。2010年6月，崔某擔任市建設局副局長后，負責工程建設管理、工程質量安全等方面工作。同年12月，該市某小區因為外墻保溫材料存在問題，該市工程質量監督站遲遲不予組織竣工驗收。該小區開發商李某通過關系找到崔某，崔某利用其分管市工程質量監督站的職務便利，很快安排工作人員對該小區工程竣工驗收并予以通過。當月，為感謝崔某，李某到其家中放下現金18萬元人民幣，崔某推辭一番便收下了。至2018年4月案發前，這18萬元既沒有退還給李某，也沒有上繳。

【分歧意見】

崔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毋庸置疑。但是，對于崔某的受賄行為是否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紀委監委能否對其立案審查調查存在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崔某的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不應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紀委監委可以對其立案審查調查，依紀依法給予其黨紀政務處分。理由是：按照《刑法》第十二條關于刑法的溯及力之規定，崔某行為應當適用《刑法修正案九》以及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定，即“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崔某受賄18萬元，其法定最高刑不滿五年有期徒刑。同時，根據《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崔某受賄行為時隔七年之久，已過五年的追訴時效期限，不應再予以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崔某的行為沒過追訴時效期限，應當對其立案審查調查，并依據監察法移送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理由是：崔某受賄時間在2010年，應當按照《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實施前的相關法律規定來判定崔某的法定刑。而按照當時相關規定，崔某行為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根據刑法第八十七條之規定，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不再追訴的期限要經過二十年。因此，應當對崔某立案審查調查，依法追究其黨紀政務責任和刑事責任。

【評析意見】

筆者傾向于第一種意見。

首先，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針對該條文，1997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第十二條若干問題的通知》指出，“如果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也認為是犯罪的，按照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針對本案，崔某的收受18萬元的行為，無論是依據《刑法》規定，還是相關司法解釋，都是受賄犯罪行為。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崔某犯罪施行行為在2010年，該行為能否適用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量刑？對此，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指出，“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已有相關司法解釋，依照行為時的司法解釋辦理，但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于本案，依據《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認定崔某受賄行為，法定刑更低，顯然對崔某更有利，因此，應當適用該司法解釋來認定。

其次，依據《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崔某的法定刑應是“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根據《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崔某受賄行為時隔七年之久，已過五年的追訴時效期限。同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責任。

再次，刑法追訴時效期限本質上是要解決刑罰權是否啟動的問題，并沒有對行為作實體性的評價。雖然崔某受賄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不宜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崔某的違紀違法行為客觀存在。崔某身為黨員領導干部，紀委仍可對其立案審查，并給予其相應的黨紀處分。至于監委能否對其立案調查并給予政務處分，以及能否決定不移送檢察機關、由其做出不起訴決定，有待商榷。筆者認為，從紀法銜接、保證紀律效果與法律效果相統一的角度，在對崔某進行黨紀立案審查給予處分同時，監委可以監察立案，給予其政務處分。（張仲平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