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楊某某，中共黨員，某村委會主任。今年8月10日，經營一家陶瓷廠的李某（楊某某內弟），因流動資金短缺，找楊某某幫忙。8月14日，楊某某找到村委會會計周某某（中共黨員）說：“我內弟需要部分流動資金，你看咱村還有多少錢？”周某某回答：“也就前幾天剛收的土地承包費9萬元。”隨后，楊某某安排周某某到銀行提取9萬元，送給李某使用。10月13日，李某歸還全部借款。日前，當地紀檢監察機關接到群眾舉報，查清了上述事實。

【爭議焦點】

案例中，楊某某和周某某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

【評析意見】

對二人行為如何定性，應當依據刑法關于挪用資金罪以及共同犯罪的規定等分析，依據法律以及新修訂的黨紀處分條例處理。

一、二人行為是挪用資金行為

首先，楊某某的行為構成《刑法》規定的挪用資金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行為。本案中，楊某某是村委會主任，而村委會具有刑法規定的單位屬性。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明確將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等常設性的組織明確規定為“其他單位”。因此，楊某某的身份符合挪用資金罪的犯罪主體，客觀上又將本村集體資金借給李某用于營利活動，屬于挪用資金行為。

其次，會計周某某與楊某某屬于共同犯罪，周某某的行為也是挪用資金行為。按照《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構成共同犯罪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是二人以上，二是必須是共同故意犯罪。本案中，周某某在明知楊某某是借村集體資金給他人用于企業生產經營使用，仍協助楊某某，符合共同犯罪的規定。

此外，挪用資金罪與挪用公款罪頗為相似，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的身份和挪用款物的屬性，前者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挪用本單位集體所有資金的行為；后者是國家機關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挪用經手和保管的公共財產的行為。本案中，二人挪用的土地承包費屬于村民集體所有，不屬于“公共財產”范疇。同時，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只有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管理……以及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時，才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因此，二人的行為不屬于挪用公款而是挪用資金行為。

二、二人的行為不應認定為犯罪

判斷是否涉嫌挪用資金罪，除了看行為人身份和客觀行為外，還要看挪用資金的數額是否達到刑法上的追訴標準，即是否達到刑法規定的“數額較大”。

什么樣的情形屬于“數額較大”？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挪用資金罪‘數額較大’情形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挪用公款罪‘數額較大’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執行。”而該解釋同時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或者超過三個月未還，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規定的“數額較大”。因此，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或者超過三個月未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情形。本案中，二人挪用資金數額為9萬元，沒有達到“數額較大”標準，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三、應給予黨紀政務處分

楊某某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按照《監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屬于監察機關的管轄范圍，監察機關應當對其違紀違法行為進行調查和處置。

黨紀處分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現黨員有刑法規定的行為，雖不構成犯罪但須追究黨紀責任的……應當視具體情節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應當在區分二人在挪用資金中所發揮作用大小的前提下，分別給予相應的黨紀處分。鑒于二人的行為發生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修訂前后期間，涉及如何規范適用新舊條例的問題。對開始于2018年10月1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2018年10月1日以后的行為，應當適用新修訂條例。因此，本案可直接依據新修訂的黨紀處分條例給予黨紀處分。

對于二人的違法行為，也應給予相應政務處分。可依據《監察法》和《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暫行規定》，給予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誡勉，或者停職檢查、責令辭職等處分。

（作者趙云昌單位：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