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判斷、推理是分析解決法律問題的基本邏輯思維形式，而概念則是判斷、推理的基礎。司法認知的一切對象如犯罪、犯罪構成等都與特定的概念相關，而概念的表述必須借助于詞語。由于詞語含義難以克服抽象性、模糊性、滯后性等特點，導致我們對于具體概念的解讀容易出現偏差，判斷、推理也隨之誤入歧途。為正確適用法律，精準定罪量刑，應當從以下幾點入手科學把握職務犯罪概念與詞語的關系：

（一）注意同一詞語在不同犯罪構成下的不同含義。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受賄罪與貪污罪中的含義各不相同。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之所以有此區別，是因為貪污罪侵害的客體是公共財物所有權及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正常活動以及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將該罪的“職務之便”界定為對財物的公共管理職權，符合該罪“監守自盜”的典型特征；而受賄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侵害的客體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有關人、事、財物等公共事務的管理職權均可作為“籌碼”與他人交易，故受賄罪中“職務之便”的外延更寬。又如“單位”，單位犯罪、單位金融犯罪與單位商業賄賂犯罪所指的單位，在內涵上有明顯差異。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刑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司法規范性文件對于“單位”的外延雖有所拓展，但不包括臨時性組織。而2008年“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的“其他單位”，既包括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等常設性的組織，也包括為組織體育賽事、文藝演出或者其他正當活動而成立的組委會、籌委會、工程承包隊等非常設性的組織。

（二）注意同一詞語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含義。法律和司法解釋的修正，使得概念內涵產生不同時期內的縱向差異。如行賄犯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1999年“兩高”《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2008年“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在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商業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給予相關人員財物以謀取競爭優勢的。2012年“兩高”《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的利益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或者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為自己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以及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可見，“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外延不斷拓寬。在實踐中，應當特別注意法律及司法解釋概念修正所導致的適用時效問題。

（三）注意近似詞語的區分。如“公務”與“職務”，二者的本質區別并非以主體身份論，而以職權論。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職務的外延比公務的外延寬，公務是具備公共管理性和國家代表性的職務。如2008年“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該條實際將“處方權”界定為“職務”，但此種“職務”并不因行為主體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而轉化為“公務”，即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醫務人員利用處方權收受賄賂，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卻不能以受賄罪論處。又如“受賄罪”與“單位受賄罪”中的索賄行為入罪標準，受賄罪中的“索賄”不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條件，而單位受賄罪中的“索賄”與“收受賄賂”行為，均須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

（四）注意專業術語與生活用語的區別。如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中的“徇私”，并不如生活中的概念寬泛。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濫用職權罪或玩忽職守罪論處。又如瀆職犯罪中的“經濟損失”，也不是指一切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2012年“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規定，“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挽回瀆職犯罪所造成損失而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訴前持續發生的經濟損失，應一并計入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再如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判斷，并不要求為他人實際謀取到利益。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的；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五）注意詞語的差異性與內涵的一致性。如2007“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該條之所以對“非特定關系人”共同受賄還附加“共同占有財物”的認定條件，而對“特定關系人”則無此限制，是因為該“意見”第十一條已把“特定關系人”界定為“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將受賄前具備財產共同占有、互為繼承人等“共同利益關系”作為界定“特定關系人”的實質標準，而非特定關系人與受賄人并非已然的“利益共同體”，需要附加雙方“共同占有財物”這一條件，才能與“共同利益關系”具有內涵上的一致性。又如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出于貪污、受賄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收受他人財物之后，將贓款贓物用于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的，不影響貪污罪、受賄罪的認定，但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該條所稱“用于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的”，系指貪賄犯罪既遂后的贓款贓物處置行為，此行為不妨礙對非法占有目的及侵害職務廉潔性的認定，但不包括原本以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等公益目的而實施的“拉贊助”“設小金庫”等行為。（鐘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