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緊緊抓住“責任”二字，反復強調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通過用好問責這個利器倒逼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落到實處，有力推動了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當前，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任重道遠，形勢任務依然嚴峻復雜，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需要進一步用好問責利器，將其磨得更鋒利、用得更精準。開展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精準問責，精準是程度、狀態，問責是核心、根本。沒有失責必問，哪有精準可談？從基層具體實踐來看，各級黨組織和紀委監委在問責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也得到廣泛認可和支持，但客觀上也存在一些問題。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泛化、簡單化，有的地方搞湊數式問責，把問責了多少干部視為業績，為了完成“指標”而問責；有的地方把問責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問責成了“包治百病”的“萬金油”、回避深層問題的“遮羞布”；有的地方問責隨意，凡是不合領導意圖的，先打板子再說，這些錯誤傾向必須警惕。與此同時，問責缺位、問責不嚴問題也需高度重視。不能為了避免泛化、簡單化，就不問責、少問責、輕問責。問責泛化、簡單化，正是由于一些問責主體對問責工作不負責、推責卸責，搞不清哪些該問責、哪些不該問責，該出手時不出手、不該出手亂伸手，結果導致問責界限模糊、程序隨意、手段簡單化等亂象發生。泛化、簡單化的另一面，必然是問責缺位、問責不嚴，時間精力都放錯地方，必定會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撂荒了自己的責任田。說到底，無論問責不嚴不力，還是問責泛化、簡單化，根子都在問責的責任不清晰不落地。

失責必問，首先要厘清責任，該管的不能不管，該問責的不能心軟手軟、睜只眼閉只眼，只管戴帽不管摘帽，做“泥菩薩”“老好人”。各級黨組織要主動扛起主體責任，不能一提問責就認為是紀委的事情，當甩手掌柜、一推了之，特別是黨組織主要負責人，更要在其位謀其政，用對用好問責利器。各級紀委和有黨內問責權限的黨的工作機關，應當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真正把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落實到位。

必須明確，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并不意味著一問責就要“頂格處分”，更不是要把失職失責的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為了推動黨組織擔負起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實的職責，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負責守責盡責，做到忠誠干凈擔當。因此，問責必須在規范、精準上下功夫。在問責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區分輕重情形，堅持依規依紀依法、實事求是等原則，該問的責任一個不能少，不在問責范圍的也不應泛化、擴大化。這也正是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強調“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的用意所在。

問責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問得及時、問得準，才能實現政治、紀法、社會效果相統一，產生強大的震懾效應，形成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的正面效果。（閆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