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該國面臨的歷史性課題。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許多主義和思潮都進行過嘗試，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國情促成

社會主義致力于“謀幸福，送溫暖”

北京大學教授   韓毓海

談及社會主義，我們必然要提到馬克思為巴黎公社寫的著名文獻——《法蘭西內戰》。這篇文獻的核心，講的就是“社會”。“社會”原本是一個羅馬詞，即拉丁語的Socius，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來又引申為合伙、伙伴、搭伙。孫中山先生當年用“民生主義”來翻譯“社會主義”，意思就是有飯大家吃，非常確切地抓住了“社會”的本意。

對于《法蘭西內戰》，毛澤東同志曾經主張全黨要認真學習。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要維護好“社會”，堅持搞社會主義，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長項”，而且更是中國共產黨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擁護的根本法寶，也是救中國、興中國的必由之路。

為什么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興中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基本國情——人口眾多，資源有限。因此，共同分享資源，這不僅是我們的理想，也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馬克思才把中國文明視為“天然的共同體”。他還說，為了維護這個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體，中國人民就必須去為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懈奮斗。

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從創建社會——即勞動者自愿的組織入手。比如，中國革命就是從創建工會、農會、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起步，最終把一盤散沙的中國組織起來的。如果說國家的功能是富國強兵，市場的功能是發財致富，那么社會的功能就是“謀幸福，送溫暖”，就是“勞動人民自己組織起來，幫勞動人民一把”。

而我們黨的社會治理、社會工作，一個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覺自愿地組織起來，這就是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義，而它的具體工作方法，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另一個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比如，新中國成立以來，致力于建立覆蓋城市公費醫療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農村“五保制度”等等。

正是由于我們黨長期致力于建設完善的社會體系，盡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那么快，但是，我們通過消滅許多長期肆虐的疾病，普及基礎教育、掃除文盲，培養人民的組織能力，維護各民族的大團結，最終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歷史抉擇

社會主義引領中國走出新路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湯濤

鴉片戰爭以后，無數仁人志士苦苦追尋救國救民的真理。五四運動后，在諸多學說流派風云激蕩、各顯身手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先進分子所接受和崇奉。1920年8月，多方求索，遠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就曾致信摯友毛澤東提出：“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

當然，在此過程中，思想界也發生過激烈交鋒。其中，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大論戰，就是非常著名的一次。1920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應梁啟超等的邀請來華講學。他在演講中認為“現在中國產業情形幼稚”，應當開發實業、興辦教育，并表示，“對于中國社會改良的方法，暫不主張社會主義”。對此，陪同他在內地講學的張東蓀深表贊同，并發表文章予以支持。文章不長，但卻激起了軒然大波。對他的觀點，梁啟超等人撰文支持，而李大釗、李達等人則紛紛據理反駁，這就掀起了一場中國往何處去的大辯論。

在這場五四運動后政治思想論壇上參與者最多、時間最長的論戰中，焦點主要集中于三個問題：即中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是否通過社會革命來改造中國社會；中國是否需要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等。張、梁兩人信奉羅素所鼓吹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認為“中國惟一的病癥就是貧乏”，而救治的辦法，則在于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實業。對此，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有力批駁，指出：中國確實需要發展實業，但必須看到，相較于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一人利用他人、壓迫他人的事實絕對不會發生，也沒有經濟恐慌人民失業的危險”，所以“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他們還強調，中國客觀上存在著無產階級，他們“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因此，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不僅完全必要，而且完全有條件。

這場論戰從本質上而言，是一場關于中國走什么道路的論爭。而其結果，就是使許多先進分子和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一樣，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走上了信仰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歷史證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中國的出路只能在于實行社會主義，是完全正確的。尤為可貴的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視之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國情不斷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不懈奮斗，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這一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文化自洽

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內在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牛冠恒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后，世界上不少人都很疑惑，產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何以能被中國人所接受？社會主義何以在遙遠的東方取得巨大的成功？

其實，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就有不少人質疑：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能否相融共通。早在1925年，郭沫若寫下了小品文《馬克思進文廟》，文中虛構了馬克思進入孔廟，與孔子進行對話，對話的結果，孔子對馬克思驚嘆：你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馬克思對孔子也驚嘆：你我的見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說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們中國的國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國呢。

這雖然是一篇穿越文，但它用文學的方式回答了馬克思主義與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相通。兩者能相通，絕非偶然，這與歷史上的東西文化交流密切相關。近代以來，有一股思潮叫西學東漸，但在此之前，從16世紀到18世紀，隨著西方傳教士往來中西之間，也出現了東學西漸，西方傳教士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如利瑪竇曾把朱熹的《四書集注》翻譯成拉丁文。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也隨著東學西漸影響了一些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德國古典哲學家，如伏爾泰十分推崇孔子和中國文化，在他的房間里掛有孔子像；黑格爾也一度沉迷于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

可以說，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通過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德國古典哲學家影響到了后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創立的時候就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合理思想。所以，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后，很快就被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所接受。

正如《馬克思進文廟》所描述的那樣，馬克思所主張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與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會不謀而合。共產主義最終將要建立的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貫穿其中的是馬克思主義堅守的人民立場思想；孔孟所倡導的“修己以安百姓”的仁政理想，貫穿其中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民本思想，兩者有內在的契合。作為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在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

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概念，就出自《禮記·禮運》篇。小康與大同，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努力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它與共產黨人要實現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從目標上來說，都是要讓人民過上美好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