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案例一：王某，中共黨員，A縣某鎮政府城建辦主任。2016年1月，王某因瀆職行為（主觀上系過失）受到黨內警告處分。2018年8月，王某因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等活動安排，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應當受到黨紀處分。

案例二：陳某，中共黨員，A縣某村黨支部書記。2018年12月，陳某因公款私存問題受到黨內警告處分。2019年6月，陳某向組織主動交代其在2018年10月還存在違規組織公款旅游，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應當受到黨紀處分。

【分歧意見】

上述案例中對違紀行為定性無爭議，但對量紀問題存在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上述案例中，王某受到黨紀處分后，不思己過，不知悔改，又發生故意違紀行為；陳某受到黨紀處分后，又發現其受處分前的違紀行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系典型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二人的行為符合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應當從重或加重處分。

第二種觀點認為：案例一中，王某的前一次違紀行為主觀上系過失，后一次故意違紀行為發生在2018年《條例》實施以前，應當按照“從舊兼從輕”原則適用2015年《條例》的相關規定，不應對其從重或加重處分。案例二中，陳某雖存在遺漏違紀行為，但本案中陳某系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不符合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的“又被發現”，故對陳某亦不應從重或加重處分。

【評析意見】

對以上案例量紀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對新舊《條例》的銜接及《條例》規定的量紀情節理解不一致。準確理解紀律處分運用規則，確保新舊《條例》的無縫銜接，是做到精準量紀的前提。筆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上述案例進行分析。

一、案例一中對王某的再違紀行為不應從重或加重處分

案例一中王某的違紀行為涉及新舊《條例》的適用問題，2015年《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故意違紀受處分后又因故意違紀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應當從重處分。2015年《條例》要求前一次違紀與再違紀行為主觀上均系故意，而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更為嚴格，對違紀黨員的前一次違紀不再強調主觀上是否系故意。結合本案王某的再違紀行為發生在2018年《條例》實施前，遵循“從舊兼從輕”的處理原則，對其應適用2015年《條例》，王某前一次違紀主觀上系過失，并非故意，因此，對王某不應予以從重或加重處分。

二、案例二中對陳某的遺漏違紀行為不應從重或加重處分

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違紀受到黨紀處分后，又被發現其受處分前的違紀行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應當從重或加重處分。從該規定字面意思看，該規定適用的前提系違紀行為被發現，而不應包含被發現前被審查人主動交代的情形。因此，在查處遺漏違紀行為案件過程中，應對違紀行為是主動交代還是被發現進行區分處理。

對被發現的遺漏違紀行為的處理應當按照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從重或加重處分。因為此種情況下被審查人主觀上系典型的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存在僥幸心理，想逃避黨紀處分，對其進行嚴厲處分符合《條例》目的。筆者認為，這里的被發現應作廣義理解，即被紀檢監察機關、主管部門、巡視巡察、群眾舉報等發現，而不限于被紀檢監察機關發現。

被發現前主動交代遺漏違紀行為不符合2018年《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的“被發現”要件，其主動交代行為，符合2018年《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主動交代本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問題的”，對其從輕或減輕處分，以鼓勵被審查人主動向組織交代違紀問題，主動認錯、悔錯。結合本案陳某系主動交代其遺漏違紀行為，不滿足“被發現”的適用條件，因此，不應對其作出從重或加重處分。

三、適用紀律處分條例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是關于再違紀行為的量紀。2003年、2015年《條例》規定，前一次違紀行為與后一次違紀行為在主觀上均系故意的，從重或加重處分，而2018年《條例》對前一次違紀行為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不再進行區分，只要因違紀受到黨紀處分后再故意違紀的，均應從重或加重處分。在執紀實踐中，應把握時間節點，對再違紀行為發生在2018年10月1日之前的，應當考慮其前一次違紀行為的主觀方面，若系過失，應按照“從舊兼從輕”原則不宜進行從重或加重處分。若系故意，應當從重或加重處分。

二是關于遺漏違紀行為的處分。遺漏違紀行為作為從重或加重情節系2015年《條例》增加的內容。因此，在執紀實踐中，應當把握時間節點，2016年1月1日前已對被審查人前一次違紀行為作出處分決定的，一般不適用從重或加重處分規定。

三是被審查人同時具有從輕或減輕、從重或加重處分情節如何處理。2018年《條例》對從輕或減輕處分使用的是“可以”，對從重或加重處分使用的是“應當”。對于從重或加重情節，只要查證屬實便應當適用；而從輕或減輕情節規定的“可以”便具有適用上的選擇性，給量紀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間。因此，在執紀實踐中，同時具備兩種量紀情節時，對規定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分情節，應堅持“以適用為原則，不適用為例外”，綜合評判量紀情節，力求定性、量紀精準，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彭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