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以來百姓表現出對包拯的敬重，歷代書中多有記載。就以肇慶為例，在歷代編撰《肇慶府志》的官宦或人物卷中，包拯均有記載，承載著千年的文化傳統。包拯主政端州（今肇慶）三年（1040—1042年），為什么贏得了端州百姓的信任、愛戴和擁護？筆者通過查閱大量史料概括為四個字——清正廉潔。

清正廉潔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有句老話“見古知今，鑒往知來”，從西周“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六廉”標準，到春秋時期“廉者，政之本”，足見淵源悠久；之后，漢文帝把“貴廉潔，賤貪污”作為廉吏表率；唐女皇武則天把“廉平之德，吏之寶也”為官德之首；宋初兩任統治者將清正廉潔擺在從政之要、為官之本突出位置。包拯“廉”在端州，給我們帶來三點啟示。

啟示之一：有政治定力。包拯是一個官員，處理地方事務，履行職責，必定與政治思想分不開。舉例來說，萬歷十六年（1588）編纂的《肇慶府志》記載包拯“清心直道”，似乎與政治沒有什么聯系，可是在他唯一存世的明志詩《書端州郡齋壁》上，“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字字折射出一代名臣的為官之道和清正氣節，并且一生履踐，至死不渝。我們看到，包拯所表達的清正好像只是一般志向和抱負，但實際上，又是他鮮明的社會政治理想。在這里，包拯的政治抱負是做一個清正廉潔的官員，這是他前進的思想動力和精神支柱，也煉就了“金剛不壞之身”。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志不強者智不達。我們認為，一個人有什么樣的思想動力就會做成什么樣的事，有什么樣的精神支柱就會創造什么樣的價值。因為他會用政治抱負的力量去戰勝人的弱點，修養為精神成就。在古代，沒有從政精神支柱，不是合格的廉官；在今天，沒有政治定力，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檢驗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堅定，主要看其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有沒有政治定力”。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源于精神支柱，精神源于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理想信念堅定，骨頭就硬；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這種“軟骨病”，有可能導致黨員領導干部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

難耐清貧莫為官，沒有定力難成事。在社會的發展中，廣大黨員干部面臨著各種誘惑和考驗，而這種考驗是嚴峻和冷酷的。沒有被誘惑軟骨的才真正稱得上政治定力；沒有被腐敗侵蝕的才真正稱得上清正廉潔。因此，一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心中一定要有黨，牢記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把理想信念植根血脈、融入靈魂，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始終如一的堅持和誠篤。一旦進入那樣的境界，他將產生一種政治本色的力量。因此，包拯的政治定力以清正廉潔為精神支柱，我們黨員干部也可以清正廉潔為立身之本。

啟示之二，有善政魄力。關注包拯，不僅看他說什么，更會看他做什么；不僅看他的修養，更會看他的行事。康熙十二年（1673年）《肇慶府志》有一篇“宋包孝肅公新祠記”云：“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肅公為首稱，而公之善政每以清正為之本”。包拯在端州的善政表現在創辦書院，建立郵驛，挖井防病，修筑河堤，教耕農業，設立糧倉，同化峒民，所有這一切“有功于端民”。還有不少史籍記載包拯掘井“泉清滑甘”、“食無患害”、“端州之人咸受其福”。宋代吳奎在包公墓志銘中記述包拯生平政績，把在“端州為民掘井取水”列為最真實可靠而又最具權威性大事；元朝郡人董源有《義井記》、清代張渠《粵東聞見錄》卷“井水”條，都說明了包拯的公仆情懷，立足清正之本。包拯獨特的善政魄力，來源于清正，更落實在擔當，他以在其位謀其事的浩然正氣，擔當起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到為官有責、為官負責、為官盡責，于是履行了“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的諾言。

筆者認為，善政最明確的準則就是要親民，就是要為百姓辦好事。善政魄力根植于清正無私。包拯在善政上可謂勤于職守，躬行踐履宋太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16字的《戒石銘》。當我們走向新時代的今天，那些善政魄力是否已經過時了呢？不，我們更需要有“不出成效不撒手，不見效果不收兵”的魄力。但是魄力從哪里來？魄力不是靠侈談而是靠實干來形成的。領導意味著服務，善政意味著責任，魄力意味著擔當。有魄力的領導者每走一步，都應留下一個堅實的腳印。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有庸政懶政怠政的存在，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精神懈怠，不思進取，甘居中游，工作推進慢，任務不落實，怕決策失誤，不敢大膽拍板。總的來說，懶政就是缺乏強烈的責任心，就是不擔當、不做為。當前，將“擔當”作為黨員干部的一種品格，是改革發展的迫切要求。各個領域需要一大批黨員干部堅守公仆情懷，敢于擔當精神，努力創造無愧于時代的業績。尤其領導干部更要善政勤政，勇挑重擔，開拓進取，把對上負責任與對下負責結合起來，以奮勇向前、無所畏懼的魄力，以“劍鋒所指所向披靡”的勢氣，去干工作，破難題，促發展，為民生，以實干創實績，以實績贏民心。

啟示之三，有敬畏之心。大家應該都知道“歲滿不持一硯歸”的典故。包拯在端州做知郡事，端州每年都要給皇帝進貢一定數量名貴的端硯，前任的很多知州借進貢之名，利用權力在定額之外加倍勒索，帶走送給當朝權貴，以求升遷。包拯則不然，定額之外，一塊也不多取；進貢之外，一人也不饋送；離任之時，一硯也不帶走。后人還寫下“擲硯成洲”的傳說，這個故事“端之父老至今傳頌不衰”。包拯作為一州之長，不多征一硯，又不持一硯歸，事情看似很小，但反映敬畏權力、忠誠履責的思想境界卻很高。我們知道，包拯和前任同樣在知州崗位，同樣管理貢硯，工作性質是一樣的，而包拯對端硯處理的想法與前任不同，他能做到“不索額外，不取一硯”的清廉，這取決于他敬畏權力、慎用權力有著如履薄冰的審慎態度和責任意識。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也可能成為謀取私利的手段。敬畏權力最基本要做到不徇私，徇私必然舞弊，徇私必然枉法，徇私必然不公。沒有敬畏之心，就會放棄道德和良心，就會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從一個領導干部自身而言，敬畏權力，不讓權力越軌逾矩，是廉潔從政成就一番事業的重要保證。黨紀國法要求當今公仆：“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可是濫用權力這種社會現象并不會因為我們這一良好的愿望而消失。腐敗問題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最終都可歸結為權力的濫用。權力如何規范？有沒有禁區？人們常說“把權力關進籠子。”也有人認為，依法確定權力、制度約束權力、陽光行使權力、合力監督權力，這些都是“筑起銅墻鐵壁”的規范辦法。

“打鐵必須自身硬”，或許更說明官員自身素質的極端重要性。領導干部自身素質越高越有修養，敬畏意識就越濃厚強烈。有了這個素質，他們時刻想到權力在手，重任在肩；時刻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為群眾謀利益上，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也只有敬畏權力，才能成就清正廉潔的人生。筆者認為，包拯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形成了清正廉潔的體系，也就樹立了百姓信任、愛戴和擁護的人物。也許有人會說，現在哪還有包公啊？作為歷史人物包拯，已經成為歷史，但是清正廉潔的命題仍然在歷史中延綿地影響下來了。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三清”，那就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可以這樣說，一個民族只有通過歷史才能完全地意識到自己，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無論時代怎樣發展，廉潔永遠是時代的需要，正氣永遠是人民的期盼。所以，歷史發展到當今，依然把清正廉潔作為對從政官員的基本要求。

當然，我們不能從不吃人間煙火去理解包公，也不能從消極的意思去理解清正廉潔。清正廉潔，不是讓大家當苦行僧，也不是過苦日子，更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不飲盜泉，不以私情廢公事，不拿原則作交易，這似乎不難做到。然而難就難在，人人在外都敬佩包公，一旦有包公的人物在身邊，他就渾身不舒服了，乃至于討厭。這是為什么？也許因為社會腐敗現象令人發指，需要有包公清正廉潔的人來治理，但是，在和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一般人對清正廉潔都沒有絲毫感悟，甚至是盡量避開它。在他們的精神領域中，清正廉潔只是擱置在腦后的位置。想到這點，就像人們常說的，對人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

“教誨是條漫長的道路，榜樣是條捷徑”。清正的人格魅力最動人，我們要以包拯為榜樣，永遠行動，一生踐行。（徐沖 謝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