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取證是指在基本取證工作完成的情況下，通過收集間接證據（主要包括補充性證據、隱蔽性證據和再生性證據），對既有證據的薄弱環節進行補強、易變環節進行固定，從而實現證據間的相互印證，形成嚴密證據鏈條，其實質是取證工作的深化和細化。延伸取證在辦案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我們總結經驗、掌握方法，不斷提升取證能力。

延伸取證的意義

延伸取證有助于全面客觀把握案件事實。延伸取證是在既有證據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取證深度和廣度，對案件關鍵環節和特殊情節進行補充調查，有助于客觀反映案件事實全貌，使辦案人員做出科學合理的判斷。如在查辦某事業單位違規自定薪酬案件中，前期取證證實，該單位領導班子在薪酬方案未獲上級主管部門明確批復的情況下實行年薪制，相關人員在談話中亦承認“未批先行”屬違規行為。但筆者發現該案存在三個特殊點：一是該單位早年由中央劃歸地方，目的是利用行業優勢支持地方經濟發展；二是該單位所屬行業具有高資質、高收入、高流動性等特點；三是該單位每年年底都將發放年薪情況報送上級主管部門。隨后我們進行延伸取證，調取了該單位劃歸地方前后的薪酬變化、人員流動及年度經濟指標完成情況，發現該單位劃歸地方后薪酬降幅較大、人才出現流失；同時經橫向比較，其自定的薪酬在行業內具有合理性；且每年年薪發放情況均報送上級主管部門，上級主管部門均未提出意見，而予以默許。綜合全案證據，我們認為，盡管該單位在薪酬改革方面“未批先行”，但上級主管部門對此知情默許，考慮到單位特點及承擔的經濟任務，其自定薪酬行為雖屬不當，但不宜評價為違紀行為，建議由上級主管部門予以規范。該處理結果穩定了該單位人才隊伍，提高了經營效益，并為類似單位規范薪酬制度提供了參考。

延伸取證有助于完善證據體系。實踐中，直接證據（多表現為言詞證據）可以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是取證工作的重點，但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可靠性、穩定性較差，需要通過延伸取證收集、固定客觀證據，使言詞證據與客觀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善的證據體系。如在查辦某國有企業負責人受賄案中，該負責人與請托人對收受錢款的事實供述一致，同時該負責人承認，在收受錢款后的一次招標中對請托人進行關照，采購了其公司的設備。結合談話情況，辦案人員調取了該企業研究采購工作的會議紀要、招投標文件和設備入庫單等材料。其中，在會議紀要中包括該負責人在內的多名領導班子成員都認為請托人公司的設備“還不錯”。但是，僅憑言詞證據和記載“原則性表態”內容的書證，還不能充分證明該負責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隨后辦案人員拓展取證范圍，調取了該筆采購業務的全部資料，最終在該企業技術部門于招標結束后報送的一份內部報告中發現了問題。該報告提到，“鑒于經營實際，我們認為A系統設備穩定性更強”，這與招標文件中“本次擬采購A或B系統設備”的要求相矛盾。再次對比資料，三家入圍公司中只有請托人公司生產的設備是A系統，另外兩家是B系統。在證據面前，該負責人承認招標前答應請托人購買其公司設備，但又要做到“形式合規”以掩人耳目，于是先在招標文件中限定采購范圍，又在招標結束后授意技術部門在內部文件中加入排他性條款，確保該公司中標。

延伸取證有助于提升辦案效果。在職務犯罪通常的“由供到證”辦案模式下，言詞證據的內容往往比較主觀或簡單，交代情況缺乏情節和細節，需要通過延伸取證深挖細查。如某領導干部承認接受某老板提供的房屋裝修服務，但講不清費用。該老板雖然承認裝修行為，也無法記清裝修費用，僅提供了幾張購買裝修材料的票據，金額共計10萬元。經實地查看房屋情況，辦案人員認為裝修費用遠不止這些，隨即開展延伸取證，先用雙方供述固定房屋裝修事實及過程，最終在價格認定部門的協助下認定房屋裝修費用近70萬元。

延伸取證有助于解決案件分歧。筆者認為，案件出現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調查取證工作不充分、不扎實，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做好延伸取證工作，可以豐富案件事實、拓寬辦案思路，有利于統一辦案思想、明確辦案標準。如賄賂案件中，當國家工作人員長期、固定收受下屬或被管理人員財物（多表現為年節受禮），但尚未“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雙方是基于照顧工作、維護關系等較為籠統的目的時，一種觀點認為職務行為與財物的“對價”關系模糊，不宜評價為受賄；另一種觀點認為依據《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可以認定為受賄。實踐中持后一種觀點的辦案人員會調取任職文件或企業資料等，通過證明權屬或管理關系推定“可能影響職權行使”，但這種證據標準尚不足以解決分歧。筆者認為，關鍵是要圍繞“可能影響職權行使”進行延伸取證，一個取證角度是調取收受財物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責范圍、職權變化和權力行使情況以及送錢一方的職業或經營狀況，重點查找涉及職務晉升、項目招投標、資金管理等利益敏感節點，綜合判斷是否具有影響職權行使的具體危險；另一個取證角度是通過排除正常人情往來反向推斷，即是否存在與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和職務相關的、有來無往的單向財物流動，從而判斷是否“可能影響職權行使”。

如何做好延伸取證工作

實踐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好延伸取證工作。

一是圍繞構成要件自我設問。辦案人員要習慣自我設問：調查方向是否合理？證據是否調取完備？證據鏈條是否閉合？案件定性是否準確？通過自我設問不斷修正、完善調查取證工作。實踐中建議采用列表法，將構成要件各要素細化后作為表頭，全面收集構成要件事實證據，尤其要注意收集必要要件事實證據。隨著案件推進，動態錄入取證情況，通過橫向、縱向、交叉比對證據間是否存在矛盾，還有哪些證據需要調取，研判認定事實的證據是否確實、充分。通過動態比對證據材料，有利于掌握案件進展情況，把握各類證據間的邏輯關系，合理確定取證方向，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

二是注意證據種類組成的客觀性。延伸取證是尋求證據之間相互印證的常用方法，通過補強證據提高證據的客觀性，進而鞏固證據體系。由于言詞證據包含的信息量大、證明作用直接，同時也最不穩定，因此實踐中延伸取證的主要任務就是對言詞證據進行補強，常用的方法有輔助補強、見證補強和形式補強。輔助補強，是指根據供述調取的補充性證據，包括隱蔽性很強的證據（多表現為物證、書證），輔助認定供述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增強證據證明力和采信力；見證補強，是指采取勘驗檢查、搜查、查封、扣押、鑒定、技術調查等措施時形成的筆錄及書面材料，以及客觀證據無法調取時拍攝的照片、錄像，制作的復制品及相關辨認筆錄、提取記錄；形式補強，是指在無法獲取客觀證據的情況下，盡量采取客觀手段對供述進行印證，如由涉案人員親筆書寫供述內容、專門就某一問題的供述錄制視頻、針對同一問題制作多份筆錄等，多角度體現供述的穩定性。

三是注重理論學習與案例研討。運用證據證明違紀違法和職務犯罪事實，必須以黨紀法規、司法解釋等規范性文件為指導，辦案人員要加強理論學習，更新知識儲備，掌握案件證據標準和取證方法，做到精準高效取證，增強在理論指導下處理疑難復雜案件的能力。要注重案例的分析研究工作，通過“一案一評”和“類案分析”積累辦案經驗，特別是對于職務犯罪案件，要注重從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法律文書中梳理總結法律適用規則、證據證明標準以及控辯爭議焦點，反向審視辦案過程，提升調查取證工作水平。（宋冀峰 作者單位：天津市紀委監委駐市總工會機關紀檢監察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