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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人》從瘟疫的角度，由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瘟疫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文明。

當我們主動探索人類與瘟疫的關系時，須知，我們既非全然無過的受害者，亦非智謀無雙的主宰者。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人類文明進步無疑要處理好人與人、人與自然這兩個最基本的關系。

1492年，哥倫布登陸美洲，從此有了新、舊大陸之稱，對生態環境的改變更是天翻地覆。環境史學者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率先提出了“物種大交換”的說法，創作了《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響和文化沖擊》一書。物種交換固非一蹴而就，遷移需要時間，況且還有人的好惡滲透其中。然而有一樁遷移卻迅速、猛烈、不受干預地發生了，那就是瘟疫的遷移。

事實上，近代學者大多認同，歐洲人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瘟疫。歐洲雖有領先的槍炮、鋼鐵，印第安人卻也不乏激烈、頑強的抗爭，何至于即刻繳械、潰不成軍？瘟疫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印第安人不僅在身體上飽受瘟疫摧殘，被加諸巨大的疼痛；更在精神上備受折磨，消磨斗志——他們困惑：為何這些外來的歐洲人鮮遭疫病之災？難道真的是諸神遺棄了印第安人？

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也留意到這個問題，并解答了印第安人的困惑。在他的著作《瘟疫與人》開篇，重現了西班牙人如幽靈般降臨美洲大陸的一幕。西班牙人不自覺地使用了“生物武器”，看不見的寄生物經由空氣在印第安人之間傳播。以今日所知，有些寄生物容易感染體弱的宿主，譬如流感“偏愛”老人和小孩；但來自歐洲的寄生物迫不及待地深入新大陸，則是因為那里罕有它們的同伴，如同一滴落在清水中的顏料，瞬間擴散開來，麥克尼爾形象地稱之為“梯度寄生”。之所以會存在梯度寄生現象，是因為環境對寄生物的影響巨大。大體來說，寒冷、干燥的氣候會降低物種多樣性，亦即能夠入侵人體的寄生物數量和種類偏少；同時，低溫度、短日照又會使寄生物在宿主之間的轉移變得困難。因此，在新舊大陸相互隔離的時代，新大陸上的寄生物相當有限，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統鮮少被進犯。舊大陸的情況剛好相反，活躍的寄生物已把歐洲人的身體“磨煉”得見怪不怪了，他們“記得”自己感染過的寄生物們。就像麥克尼爾總結的，“一個社會的疫病越多，其傳染的破壞越小”，攜帶著寄生物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或只是輕微抱恙，卻觸發了印第安人死傷慘重的噩夢。

縱使歐洲人早早用瘟疫鋪平了征服之路，縱使今時今日有人專門研究生物武器，人類仍不敢妄稱掌控了瘟疫。這一方面是因為，瘟疫跟諸多環境因素有關，些微細節的改變就可能左右瘟疫的爆發。最有名的例子，莫過于17世紀倫敦大規模爆發的鼠疫，它跟橫流的城市污水有關。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也會間接引發瘟疫，譬如，砍伐森林以供耕種，曾加劇了瘧蚊滋生，肆虐非洲的瘧疾即是因此而來。另一方面，寄生物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以確保自身的繁衍，人類往往只能亦步亦趨。譬如，流感病毒會頻繁變異，科學家必須不斷研發新的疫苗見招拆招。由是，便不難理解，為何新的疫病或寄生物變體出現時，我們會全民皆兵了——倘若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那人類在與瘟疫之役中并無勝算。

更甚者，人類還在瘟疫之役中觸發了新的問題，間或自食惡果。譬如二戰剛剛結束時，DDT被視為靈丹妙藥，大肆使用。表面上，昆蟲被毒死，有助于阻斷昆蟲傳播的瘧疾，貌似可大大緩解疫病之擾。可是，化學品同樣會污染水源，會通過食物鏈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乃至出現蕾切爾·卡遜指控的“寂靜的春天”，實非我們期望的安寧環境。而隨著衛生水平的提高，今日頻繁侵擾我們的問題完全悖于經驗和直覺：向時，人們清潔河道、整治空氣、驅逐蚊蚋、保障充裕的物資和衛生設施來抵制瘟疫；可到頭來，過度清潔卻引發了新的健康問題，多與脆弱的免疫系統有關——某些過去發生在嬰兒身上、不甚嚴重的傳染病，可促進免疫系統的成熟，現在雖匿跡于兒童，卻發生在了謹小慎微的成人身上，且如洪水猛獸。還有越來越受到關注的過敏問題，衍生出了“衛生假說”，像舊時代的兒童一樣適度接觸土壤和灰塵，反倒有益。真是有點諷刺，生活在人造的“清潔”環境中，竭力避免與寄生物的接觸，豈非人為隔離出“新大陸”，愈發變得不堪一擊？自顧不暇的人類卻撩撥起寄生物的觸須，生物武器或將人類卷入無底深淵，想獨善其身，焉知不會自取滅亡？

在《瘟疫與人》中，麥克尼爾指出，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人與寄生物始終處于動態平衡——“可被預期的不是穩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變化和突發的震蕩”。寄生物跟其他生物一樣，是生態鏈當中的一環，會層層影響到其他物種；但跟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寄生物還表現出跟它的小身量截然相反的巨大力量，即便是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都無法對它視而不見。寄生物的生存必須依賴其他物種，所以其他物種（比如人類）數量增減會影響寄生物的生存，這點并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寄生物還會反過來調控其他物種的數量，不同于猛獸捕食小動物那樣的不知節制，寄生物似乎很懂得“放長線釣大魚”，將人口控制在一個適宜的區間內。

多少世代以來，人類和寄生物經歷了長期的相互調適，或許并不是為了在戰役中拼得你死我活，而是在尋找雙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適應模式”。但這不能一勞永逸。環境的變化、人類的活動，包括觀念和制度的改變，都可能沖擊短暫適應的模式——就像哥倫布登上新大陸的一瞬，拉開了物種大交換的帷幕，人類的歷史隨之改寫，寄生物也摩拳擦掌調整策略。

醫學的發展、生活品質的提高，看似是為我們增添了籌碼，在復雜的變量面前，也不能一概而論，過于樂觀。近幾十年來，令人談之色變的瘟疫仍不乏來者。普利策獎作品《逼近的瘟疫》就探討了馬爾堡、埃博拉、豬流感等恐怖的病毒，作者把它們跟城市生活、美國建國紀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癮品等問題聯系起來，可見單純將攻克疫病作為一個醫學難題是不夠的。當我們主動探索人類與瘟疫的關系時，須知，我們既非全然無過的受害者，亦非智謀無雙的主宰者。莫測的瘟疫，俟我們與環境握手言歡。（樂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