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曹魏和東吳在安徽桐城的石亭發生了一場大戰。戰前，東吳的一線將領朱桓向主帥陸遜建議，在曹軍必經的石亭預設伏兵，待其后撤時來個前后夾擊，料能必獲全勝。沒想到陸遜沒有采納，結果曹軍雖然大敗，但主帥曹休得以全身而退。這是陸遜的眼光不如朱桓嗎？當然不是。陸遜認為，如果這次讓曹休全軍覆沒，他們與曹魏之間的局部戰爭必然升級全面戰爭，憑東吳時下的實力怎么也扛不住。此時，在川蜀的諸葛亮聞悉后立即組織北伐，雖有人以“勞民傷財”為由反對，但他以“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的緊迫感，毅然披掛出征。而曹魏內部呢，自曹休敗陣下來后反而消停了，停戰聲成為了主流，原委是他們實力最強，耗都能把另外兩方耗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三方在戰與和的問題上，實力與態度成為反比例關系：實力最強，安靜是最優方案；實力越小，越是要主動出擊找出路；實力居中的，只能見好就收。

透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時期在各方發揮核心決策作用的統帥們不僅是軍事家，而且是戰略思想家，他們能跳出戰爭來指揮戰爭，善于從全局上思忖得失、把握關鍵、駕馭趨勢。這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要成為一名有作為的卓越領導者，必須要有自己的思想；反過來說，卓越的領導者首先應該是一位思想者。

領導力的本質是影響力，就是影響別人去實現一個特定目標的能力。卓越的領導者之所以能夠影響歷史的進程，是因為他們背后有著廣泛的社會情緒，蕓蕓眾生之所以跟隨他們的腳步，是因為深受他們思想的影響。其實，影響別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采用強制手段，或者通過職位所賦予的權力，采用命令的手段讓別人去執行，但這些都屬于管理技巧的范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領導力。真正影響別人的能力，來自于思想。形式上的領導是短暫的，行為上的領導是小范圍的，只有思想上的領導，才是長久的、廣泛的、深入的、刻骨銘心的。這就要求領導者必須富有想象力且善于直覺判斷，富有創造力也感覺敏銳；既有優秀的創意，也有難以言傳的預感；既有敏銳的洞察力，也有突然閃現的靈感。說白了，就是思想力。就像當年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規律、對中國發展前途、對世界發展大勢，總是比別人看得更遠、想得更深、講得更透，歸根到底就在于他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個望遠鏡、顯微鏡，運用得比別人更加自覺、更加自如。

回望歷史煙波，我們清晰地看到，一流的領導者通常具有洞若觀火的理論眼光和博古通今的大智大慧，帶領部屬朝著共同的目標開拓奮進，使隊伍始終保持一股向心力。不可否認，領導者的思想力以及意志力，對建設一個國家會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某些特定時刻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巴爾扎克說過：“一個能思想的人，才算是一個力量無比的人。”同樣，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就是一個思想者，光有某一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一個有深邃思想、深刻理論的人，才會心靈通透、精微高遠、廣博深邃；才會有堅定的思想信念，煥發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散發出獨特的人格魅力。現在，我們干部隊伍中愛思考、勤鉆研的同志很多，他們所帶的隊伍和所從事的工作總是紅紅火火，但也有少數“思想懶漢”，平時習慣用正確的廢話、漂亮的空話、格式化的套話、場面上的應酬話來打發日子，工作上毫無思路和創新之舉，值得高度警惕。毛澤東曾經提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個“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思想上的成熟。當然，這個任務今天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黨面前。

強調思想在領導實踐中的作用，要把握這樣兩個問題：一是所謂“思想者”并不是“思想家”。強調和鼓勵領導者成為思想者，不能要求所有的領導者都去“啃大本本”，都去研究學術問題，而是對人生、對世界、對事業有自己正確、獨到見解并形成一個相對完整概念體系。二是思想者不一定是卓越的領導者，領導者也不一定是思想者。但一個卓越的領導者，必定同時是一個思想者。

那么，領導干部的思想從哪里來？毫無疑問，從學習中來，從實踐中來。要自覺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靜下心來學習原著，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與此同時，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建議，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逐步培養自己透過現象看本質，同中看異、異中看同的思維方式，始終做到站得高、看得遠，講全局、抓本質。可以說，思想是人們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升華，是思想者長期“吾日三省吾身”的結晶。毋庸諱言，一位領導干部有沒有思想，思想水平高低，并不完全是其本人的事情，各級組織要用好選人用人導向這根“指揮棒”，大膽培養使用那些有思想、有個性、有擔當的干部，釋放“進賢退庸”的正能量，這是造就更多思想型的卓越領導者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勵。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講得就是這個道理。（顧伯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