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墨子》中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諸葛亮說“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司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等等。這些都能看出古人對用賢用才的重視。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懂得用人，就是要不論出身、不重資歷、不看地位、不避親疏。古人提出“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的思想很有價值。周文王渭水訪賢，蕭何月下追韓信，劉備三顧茅廬，成就一番大業。姜子牙、商鞅、韓信、衛青、諸葛亮、周瑜、王猛、薛仁貴等賢臣名將，都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結果。粟裕一步步由士兵成長至將軍，在戰爭實踐中鍛造出非凡的軍事運籌和指揮才能。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粟裕大膽任用充分信任，堪稱使用人才的精彩之筆。

清人申居鄖說：“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則才著；用非其宜，則才晦。”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從浙西得到“四賢”，欣喜不已。他根據四位才子各自的長處予以不同使用：劉基善于謀略，就讓他參與軍國大事；宋濂長于詩文，就叫他主理文化典籍修撰；葉琛和章溢有政治及組織才干，就派他們擔任地方大員。如此，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用其所長，盡其所能，則人才不匱、事業長青。

“才”猶“材”也，良將無棄木，善用人者無廢材。識人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只要品德良好，有真才實學，就可以用其所長。牛頓是物理學家，但不善辭令；孫臏是軍事家，但未必能親臨前線；陳景潤是有名的數學家，但可能不擅長教授數學。不能因此說牛頓的三大定律無價值，孫臏的兵書對作戰沒用處，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就是錯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實踐證明，即使有短處、有缺點的人，只要發揮其長，避其所短，也能讓他們各展其能、綻放精彩。

人才不僅在于發現，還在于使用。百里奚出游列國求仕，歷經宋、齊不用，身為虞大夫而虞國亡，后來在秦國主政，卻促進了秦國的崛起。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何也？“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司馬遷一席話道出了其中奧妙。倘若不量材而用，視寶玉為瓦礫，人才與庸才又有什么區別呢？現實生活中，許多事情沒有干成干好，問題的癥結不是謀事謀得不好，而是干事時用人不明，用人不當所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聚”是基礎，“用”是關鍵。人才當以用為本，當以用好為要。如果只把人才當作“花瓶”擺放，不用或者用不好人才，不僅無助于事業的發展，反而會讓人才在“天生我材無人用”的嘆息中終老無為，形成人才資源的浪費。敢為事業用人才，用好人才促事業，對于領導干部而言，不僅是一種正確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智慧，更是推動事業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必然選擇。（向賢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