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橋佳苑小區兩側有10間集體公用房被私人占用，每個房間都是‘鐵將軍把門’，不少群眾有意見……”肥西縣山南鎮紀委和該鎮李橋村委會接到村紀檢委員郭超反映的問題。經過幾天聯系核實，郭超最終確認包括一名村民組長在內的8戶村民占用了村集體資產。在鎮紀委和郭超的督促下，李橋村“兩委”研究決定，立即對公用房內雜物限期自行清理，并在鎮紀委指導下按程序組織搖號招租。

肥西縣是安徽省較早在村級黨組織全面設立紀檢委員的縣區。早在2017年，該縣就選配村級紀檢委員273名，涵蓋了當時全縣所有村和社區。

延伸監察職能，優化協作機制，理順工作關系，規范工作職責，下沉監督力量……合肥市針對基層監察對象大幅增加和越往下監督力量越弱、執紀壓力及難度越大等問題，在合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審議并通過了《縣（市）區監察委員會派出鄉鎮（街道）監察辦公室工作辦法（試行）》《關于進一步發揮村（社區）黨組織紀檢委員作用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和規范縣（市）區監察委員會派出鄉鎮（街道）監察辦公室機構設置、工作職責、監察權限及工作程序等。同時，積極發揮村紀檢委員來自群眾、貼近群眾、深入群眾的天然優勢，從源頭上強化基層黨風廉政建設，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一線、向群眾身邊延伸。

探索聯動“室組區”，劍指基層“微腐敗”

巢湖市紀委監委結合自身實際抓創新，在原有4個協作區的基礎上，將10個派駐紀檢監察組進行整合，形成了5個紀檢監察室、10個派駐紀檢監察組、4個協作區的“室組區”聯動協作工作模式。

“隨著三方力量的整合，紀檢監察工作得到有效加強，能夠辦理重要、疑難復雜的信訪件和問題線索，也辦出了精品案件。”巢湖市紀委常委、監委委員許永介紹。

巢湖市黃麓鎮某村群眾集體來訪，反映征地拆遷補償款發放、村集體資產處置不當、村集體資金流失等問題。考慮到群眾反映的問題較多，巢湖市紀委分析研判后，明確由一名紀委常委帶隊，集中第四紀檢監察室和第四紀檢監察協作區人員力量，全面開展線索核查工作。協作區人員通過走訪，與舉報人面談了解情況。最終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該村4名村干部被立案查處，征地補償款全部發放到位，群眾信訪矛盾得以化解。“以前感覺紀委離得比較遠，反映問題也比較麻煩；現在我感到紀檢監察干部就在咱老百姓身邊，通過他們的執紀監督工作，干部的作風正了，群眾的心氣也順了。”黃麓鎮一位村民說道。

近年來，巢湖市紀委監委將全市劃分為半島、巢北、巢南、城區4個紀檢監察協作區，實行交叉辦案、異地辦案，有效避免了人情案、關系案。

時至今日，當人們提及蘇灣鎮寨山村原會計李某貪污案時，仍然稱其為“協作區模式下的一大成功案例”。2018年1月，巢北紀檢監察協作區向李某核實其他問題線索時，發現其有侵吞集體資金嫌疑，數額達20萬元。該案也是巢湖市監察委員會成立后調查終結并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首起職務犯罪案件。

“若不是協作區，單憑鄉鎮紀檢監察力量，根本不可能查辦這樣的案件。協作區成立后，推進紀檢監察職能向基層延伸，劍指群眾身邊的‘微腐敗’，凈化了基層政治生態，促進黨員干部勤政廉政。”巢湖市蘇灣鎮紀委書記張冬說。

優化升級協作區，讓“蠅貪”無處遁形

群眾力量是最強大的力量，要充分保障群眾監督權，讓他們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正風肅紀反腐就在身邊，知道有監督，積極參與監督。

肥東縣紀委監委優化調整“監察室＋協作區”模式，構建縣、協作區、鄉（鎮）三級監督網絡，打通監督末梢的“最后一米”。

“肥東縣石塘鎮石塘社區某村民組村民多次反映，村民組組長私自將村民組水塘出租給私人發展養殖業。現在，該案件基本辦結，要認真進行復核……”在肥東縣紀委監委第五紀檢監察協作區工作例會上，第五協作區副主任談衛民說道。其實，這一案件并不復雜，但是，當時石塘鎮紀委監督力量比較薄弱、人手不夠，無法及時跟進處理，導致很長時間村民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協作區成立后，紀檢監察力量有效整合，辦案效率大大提高。”談衛民說。

各縣（市）區協作區成立后，探索運用監察法賦予的職能和手段，堅持“有案辦案、無案監督”，變“坐堂門診式”的被動受理處置為“家庭醫生式”的主動上門發現問題，實現對村（社區）“兩委”及行使公權力的基層干部履職、作風和廉潔自律等全方位監督，讓“蠅貪”無處遁形。

截至目前，合肥各縣（市）區共設立125個紀檢監察辦公室，34個紀檢監察協作區。同時，在村（居）設立監察聯絡員，由村（居）紀檢委員兼任，主要負責對村（居）從事管理的人員進行近距離監督并及時向監察室反映發現的問題線索。

“通過推動監察職能向基層延伸，一批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得到嚴肅查處，群眾滿意度不斷提升。充分激活了基層監督的‘神經末梢'，打通了基層監督覆蓋的‘最后一公里'，讓老百姓感受到紀檢監察就在身邊、正風反腐就在身邊。”合肥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說。（合肥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