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A，男，中共黨員，某市副市長。2018年3月，A利用職權為本地B公司老板張某謀取利益后，見B公司某一藥品銷售供不應求且利潤巨大，便提出由其父代銷B公司部分藥品，張某同意。A父以出廠價在B公司拿貨，再以統一中標價銷往附近醫院，從中賺取差價。因A父不具有藥品分銷商的銷售資質，張某遂讓其對外以B公司銷售員的名義進行銷售，在公司收到回款后，再把銷售差價返還給A父，同時，A父到B公司拿貨不用支付貨款，銷售不完可退還B公司。A父以此方式在短短兩年內獲利數百萬元，A對此知情并認可。

【分歧意見】

本案對A是否構成受賄以及受賄數額的認定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A父以出廠價在B公司拿貨，再以統一中標價售出，從事的是分銷商的市場經營活動，從中賺取的銷售差價是通過市場經營行為所得的合法收入，不能將此認定為非法收取的財物。故不認定A受賄。

第二種意見認為：A父自身不具有分銷商銷售資質，對外是以B公司銷售員的名義進行銷售，實際也從事了銷售員的工作，A父所得銷售差價為其從事銷售工作的勞務報酬。雖然收入高于一般銷售員的薪酬，但因為一些私營企業薪酬發放標準不規范，認定某一職位正常應發多少沒有統一標準，從刑法謙抑性原則出發，對此種行為不宜以犯罪處理。因此，A不構成受賄。

第三種意見認為：A父以分銷商的形式獲取銷售差價，實際上只從事了銷售員的工作，而分銷商的銷售差價遠高于銷售員的薪酬所得，差額部分實為A利用職權為張某謀取利益的對價。因此，對A應以受賄論處。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本案中A父的行為看似分銷商經銷，實為銷售員銷售，只有區分真實和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結合權錢交易的本質，才能準確認定是否構成受賄。

一、A父的分銷商經銷活動是虛假的

在通過民事經濟行為實現的受賄中，雖然表面上存在著民事法律關系，但實際上這種民事法律關系是虛假的，行為人以此來掩蓋其受賄犯罪。本案中，A父以出廠價在B公司拿貨再以統一中標價售出，從形式上看，A父從事了分銷商的經銷活動，賺取的是分銷商的銷售差價。而分銷商的經銷活動是一種商業行為，具有風險性，能否獲利以及獲利多少都處于不確定狀態。本案中，一般分銷商到B公司拿貨，都要預付貨款，有時甚至要提前幾個月付款，且銷售不完不能退貨。而A父本身不具有分銷商銷售資質，銷售過程中不用投入資金，沒有商業風險，卻以分銷商的形式獲取銷售差價，這種情況在B公司僅此一例。同時，B公司在A父所銷售地區的市場已經成熟，由公司自己的銷售員就可以進行維護，而張某將本由B公司銷售員即可完成的工作交由A父做，并以此為名支付銷售差價，實則為了感謝A利用職權為其謀取的利益。綜上可見，A父所從事的分銷商經銷活動是虛假的，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虛假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故A父不應獲取分銷商的銷售差價。

二、A父實際從事了銷售員的工作

本案中，A父形式上從事的是分銷商的經銷活動，實際因其自身不具有銷售資質，對外以B公司銷售員的名義進行銷售，且在B公司拿貨不需付款，拿貨后到各醫院進行推銷，銷售不完的退回公司。A父在藥品銷售過程中也會和醫院院長、藥劑科主任、采購員進行銜接；發貨以后，會和院長、財務人員聯系，向醫院催款；會把醫院對藥品的使用情況等信息反饋到B公司，對B公司的藥品進行宣傳、推廣等。綜上，A父實際從事了B公司銷售員的工作。

三、結合權錢交易的本質準確認定受賄犯罪

如上所述，A父實際從事了銷售員的工作，可以獲得合理數額的勞務報酬。所謂合理數額，即A父收受的勞務報酬在數額上應與其提供服務的正常市場價值相當。如果明顯超出市場同類服務報酬數額，在A利用職權為張某謀取了利益的情況下，這種行為的性質就發生了轉化，超出了正常勞務報酬的范疇。這與以明顯高于市場價值出售商品的“交易型受賄”性質相同。

四、以銷售金額與正常勞務報酬的差額認定受賄數額

當前我國已步入民法典時代，民法典時代背景下，在處理刑民交織受賄案件的時候，應充分保護好公民的合法民事權利。本案中，A父實際從事了B公司銷售員的工作，實際投入了一定勞動，其可以從B公司獲得一定數額勞務報酬，對該部分合法勞務報酬應當予以保護。B公司的銷售員是按藥品銷售數量領取提成工資，但A父領取的薪酬不是銷售員的銷售提成，而是分銷商的銷售差價，明顯高于銷售提成，差額部分實為A利用職權為張某謀取利益的對價，故應認定為受賄。即A的受賄數額=（銷售差價–銷售提成）×銷售總量。（夏華龍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