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就旗幟鮮明舉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

從世界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方通過影響深遠的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了飛速發展，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然而此時，中國統治者還沉迷于“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清王朝的美夢，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敗下陣來，一次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一次次奮起，又一次次失敗。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失敗。從此中國人轉向制度變革的探索，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種種方案在中國政壇輪番登場試驗，但都以失敗告終，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行不通。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讓在苦悶中彷徨的中國人看到了新的制度選擇。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反復分析、實驗、比較和推求后，最終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對癥之方”。1921年一大黨綱明確規定“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明確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分兩步走：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然后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新中國建立后，經過三年努力，國民經濟全面恢復，黨順應歷史和人民要求，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的日益強大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弱小，決定了中國只能走向社會主義而無法走向資本主義。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舊社會畸形發展的投機資本到處興風作浪，穩定財政金融成為當務之急。人民政府通過“銀元之戰”“米棉之戰”初步站穩腳跟后，政務院發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在財政經濟戰線上第一個重大勝利，意義“不亞于淮海戰役”。

沒收官僚資本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到1950年初，全國共計接管官僚資本工礦企業2900余家、金融企業2400余家。以此為基礎，國營經濟迅速建立起來。由于舊中國的官僚資本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民族資本主義力量單薄分散，沒收官僚資本轉為國營經濟，實際上就改造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部分。因此，沒收官僚資本本身就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國營經濟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物質力量，以其職工為代表的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長期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夾縫中苦苦掙扎，始終沒有發展成獨立的強大力量。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穩定物價、統一財政后，由于各種原因私營工商業陷入了困境。人民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幫助私營工商業發展，擴大對私營工廠的加工訂貨和收購包銷，以后逐步發展為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私營經濟發展更為依靠國營經濟。1953年的糧食問題促使國家實行糧油統購統銷等政策。“一五”計劃的實施要求公私合營以適應國家工業化建設發展的需要。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這種歷史現狀，注定了不可能由某種代表資產階級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新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被資本主義列強侵略壓迫的切膚之痛，決定了中國必然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遭到世界上幾乎所有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人是帶著民族恥辱跌跌撞撞進入20世紀的。新中國是在推翻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支持的國民黨政權而建立的，中國長期被帝國主義國家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朝鮮戰爭的爆發更是加劇了與西方陣營的緊張關系。在當時，只有蘇聯和東歐、亞洲等人民民主國家同情支持中國。1949年上半年，毛澤東在制定外交方針時明確宣布新中國站在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一邊。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短期內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中展現出的高速度和建設成就，對落后中國的建設具有強大示范作用。同時，蘇聯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由其幫助編訂的“一五”計劃在實施中取得巨大成就。這就更加堅定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方向。

道路決定命運。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在歷經曲折、艱難探險后的經驗總結和鄭重選擇，在實踐中煥發出強大的生機活力，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方向指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那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王光鑫 陳堅，本文刊登于《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年4月15日理論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