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事實認定方法，間接證明與推定往往適用于缺乏供述、證言等直接證據的案件，在化解證明困難、提高認定事實效率、貫徹特定刑事政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間接證明與推定的基礎都是經驗與邏輯，同樣需要在已知事實與認定事實之間達成一種關系，兩者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一定區別，下面筆者結合具體案例比較分析說明。

兩個具體案例

案例一：趙某系某市A公司（國有企業）采購部主任，李某系B公司（私營企業）總經理。2012年起，B公司進入A公司供應商名錄，每年根據A公司下達的采購計劃供應相應數量的空調。2014年春節，為增加銷售份額，李某找公司會計錢某支取20萬元現金，由司機馬某開車到趙某家拜年。自2014年起，A公司向B公司采購的空調數量明顯增加。2019年，趙某因涉嫌受賄犯罪被立案調查，但在調查中發現，李某已于2017年底因病去世。

本案主要證據有：（1）趙某筆錄，承認曾接受李某請托，并在收受財物后上調了從B公司采購空調的指標，但受賄的具體數額和情節記不清楚了；（2）錢某筆錄，稱李某曾于2014年春節前讓其從銀行取現20萬元，并于隔天取走；（3）馬某證言，稱其曾于2014年春節開車送李某到趙某家，路上聽李某講要借春節拜年的機會給趙某“表示一下”，到某小區后李某提包下車，大概30分鐘后空手返回，上車后還一臉輕松地說“辦妥了”；（4）A公司采購部門員工蔡某證言，稱2014年上半年，在趙某的要求下調高了從B公司采購空調的計劃數量；（5）A公司2014年采購部門第一次會議紀要顯示，趙某提出B公司供應的空調品質高、口碑好，可以適當增加采購數量；（6）B公司財務部門提供的2014年春節前錢某從銀行支取20萬元現金的銀行憑證，以及有李某簽字的20萬元領款單；（7）A公司采購部門2012年至2018年的空調采購報表顯示，2012年和2013年從B公司采購的空調數量占總量的20%，此后幾年均維持在50%左右，2018年又降至20%。

案例二：周某，A市B區分管財政工作的副區長；吳某系周某妻子，在B區某商超企業任會計；鄭某系該商超企業經理。2016年10月，鄭某得知A市財政部門即將推行一項惠企補貼政策，在明知自己企業不符合條件的情況下，請托吳某幫忙協調爭取。吳某將鄭某所托之事告訴周某，周某未置可否。不久，吳某請托B區財政局長王某（另案處理）在政策上予以“關照”，最終使該商超企業獲得500萬元財政補貼。事后吳某收受鄭某所送“感謝費”50萬元，并將收錢之事告訴周某，周某依舊沒有表態。2019年，周某因涉嫌受賄犯罪被立案審查調查，但其認為自己沒有利用職權為鄭某的商超企業提供幫助，不具備受賄犯罪的故意，僅應對妻子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承擔“失管失教”的責任。

本案主要證據有：（1）周某筆錄，承認妻子吳某曾轉達過鄭某的請托，并知道吳某事后收受鄭某財物，但自己從未向有關部門“打招呼”，也不知道吳某是如何協調辦理此事的；（2）吳某筆錄，承認向丈夫周某轉達了鄭某的請托，但周某沒有明確表態，自己直接找財政局長王某辦成此事；（3）鄭某證言，承認請托吳某幫忙申請補貼，并在事成后送給吳某50萬元；（4）王某證言，承認在吳某的請托下為鄭某的企業違規辦理了財政補貼，但周某并未向其“打招呼”；（5）吳某將收取的50萬元現金用于家庭消費的書證材料。

間接證明與推定的區別

對于案例一，在不可能獲取行賄人李某供述的情況下，如果要通過在案證據認定趙某收受李某20萬元，從而構成受賄犯罪，可以通過對在案證據的綜合分析進行論證，這種認定方法屬于間接證明；對于案例二，如果通過在案證據認定周某具有受賄故意，且在沒有反駁或反駁不成立時認定其構成受賄犯罪，這種認定方法屬于推定。兩者主要有以下不同：

一是概念不同。間接證明是指根據各個間接證據所包含的事實信息，通過運用經驗法則進行邏輯上的推論（推理）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明方法；推定是指根據已證明的基礎事實直接得出推定事實的法律機制與規則。間接證明是事實認定的一種思維方式，是司法證明過程的組成部分，是對事實的判定，因而屬于事實問題；推定屬于事實認定的輔助方法，是對司法證明方法的替代，它以法律明文規定或許可為適用前提，因而屬于法律問題。

二是作用原理不同。間接證明是從相關間接證據中進行推論確認待證事實，間接證明的作用原理是常識、經驗與邏輯，如案例一中推論依據的就是“禮下于人，必有所求”的生活經驗和“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邏輯順序。推定的基礎也是基于長期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不是必然發生的，但出于公共政策、公平性和便利性的考慮，由法律規定根據特定基礎事實直接認定推定事實成立，因此推定的作用原理是立法或司法上的授權，如案例二中由“周某知曉吳某接受請托并收受財物”推定“周某具有受賄故意”，是基于《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

三是認定過程不同。間接證明的過程是頗為復雜的，包括間接證據的相互組合及多次判斷推理，既要核實間接證據本身的真實性和證明價值，還需要在各間接證據間建立印證關系，通過“正面證真”與“反面證偽”兩個方面對在案證據進行綜合分析，方能起到實際的證明作用，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推定主要考慮的是法律的直接規定，只要確定了基礎事實的存在，推定事實即告成立，推定過程在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在明顯的“推理斷裂”和“邏輯跳躍”。

四是證明內容不同。間接證明是具體證明和完整證明，體現在對各個證據事實的揭示以及對全案證據的綜合判斷，以便論證所主張待證事實的真實性，因此間接證明潛在包含了對證據量的要求，即為了實現證據間的相互印證、形成穩固的證明體系，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證據作支撐；推定實行的是不具體證明和簡略證明，不需要證明某一犯罪的具體行為要素，如案例二中只要求證明“周某知曉吳某接受請托并收受財物”，即可推定“周某具有受賄故意”，因此推定沒有證據充分性方面的要求，作為推定前提的基礎證據既可以是多個證據也可以是單一證據。

五是法律效果不同。間接證明運用經驗法則合乎邏輯地得出事實結論，是事實證明的一種路徑，必須達到法定證明標準，即使存在反對證據，仍需綜合考量全案證據證明力強弱、印證程度以及證據間矛盾表現等情況，判斷是否繼續認定某一事實。推定是證據不足時的替代性認知方法，在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沒有建立必然的因果關系，推定事實假設性有余而穩定性不足，推定的反對證據一旦確認，推定就不再發生效力。在案例一中，即使趙某對自己上調B公司空調采購數量的行為提出辯解且未被證偽，監察機關仍可在綜合考慮證據間印證情況及合理性的基礎上認定其受賄事實；而在案例二中，假如周某能夠合理說明自己對吳某接受他人請托或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不知情，對推定的反駁有效，則推定不再發生效力，受賄犯罪也就不成立。（宋冀峰：天津市紀委監委駐市總工會機關紀檢監察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