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上海一老人修剪自買的香樟樹被罰14萬”的新聞引發社會熱議。事件本身孰是孰非有待討論，但相關管理部門事前面對老人合理訴求不予正面回應，事后不問青紅皂白僵化執法，對老人處以高額罰金的做法，多少有些“以罰代管”的味道在里面，這般“一罰定乾坤”怎能令人心服口服？

“以罰代管”顧名思義就是以懲罰代替管理，其意在通過增加犯錯成本倒逼人們對行為進行自我約束，因其成本低、時效強、易操作、好理解，從而被人類社會沿用至今。然而，管理的目的在于優化資源配置，更好地實現組織的既定目標，而懲罰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只能迫使人們“不做什么”，而不能讓人們心甘情愿地去“做什么”。行政機關肆意以懲罰代替管理，其本質就是“懶政”，是披著執法外殼的“尋租”！

首先，“以罰代管”在邏輯上是存在謬誤的。盡管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兩害相權取其輕”亦可從反面解讀為“兩利相權取其重”，即當違規違法帶來的收益超過懲罰提高的成本時，人們就可以選擇無視法律法規。“以罰代管”從一開始就傳遞出了不正確的是非觀，模糊了違規違法與合理收益的邊界，錯誤地將二者放在了對等談判的位置上，不僅難以實現管理的初衷，反而會嚴重破壞社會的公序良俗，甚至會助長“犯罪有理論”的滋生，清代著名的“議罪銀”制度殷鑒不遠；其次“以罰代管”是“腐政”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相較于管理而言，處以高額的罰金不僅省時省力，更能變相地為相關執法部門“創收”。因此，在實際操作中，罰款往往會成為“以罰代管”的主流。行政機關既可以借此逃避監管責任，又可以將權力“變現”為實實在在的利益，而別有用心者則能借機“贖買”違規違法行為的“通行證”。一旦“創收”成為管理和執法的主基調，那“以罰代管”勢必會淪為權錢交易的工具，成為利益輸送的新“后門”；最后，以罰代管會嚴重割裂群眾與政府間的信任。行政管理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務，而非強制人們服從。以罰代管從來不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它只是在“解決”觸碰問題的人，正如“摁下葫蘆起了瓢”一般，一個懲罰的背后伴隨而來的是更多的懲罰，而現狀依然沒有任何實質性地改變。長此以往，群眾勢必會產生抵觸甚至仇視的情緒，將行政管理誤解為少數人“欺凌”自身的工具，嚴重割裂群眾與政府間的信任，讓干群關系緊張化、矛盾化，甚至是敵對化。

當然，對“以罰代管”的批判并非是對懲罰的全盤否定，只是對“以罰為本、唯罰是舉”等舊弊的批判。懲罰作為人類社會最早的管理手段之一，對于一些影響較大、情節惡劣的情形，對于一些尚屬“藍海”階段的領域往往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用。然而，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管理部門勢必要主動去觸及問題核心，不斷規范、探索更有效、更多元的執法方式，群眾也迫切希望知道在“不做什么”之外，他們到底“能做什么”“應該做什么”，這就決定了“以罰代管”必然不能成為主流，注定要淪為“過去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責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擔當。當前，我國的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急需我們的黨員干部擔當作為、蹄疾步穩、奮勇前進，發揚“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在“紅海”中開辟“藍海”。對于紀檢監察機關而言，要始終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針，貫徹落實“三個區分開來”，給予黨員干部更多先行先試的空間，讓他們在“試錯”的過程中成長，不斷培養他們“善始善終、善做善成”的能力，絕不能吹毛求疵、錙銖必較，更不能一罰了之，大搞懲辦主義式的“以罰代管”！（旌德縣紀委監委 馮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