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賢者，政之本也”，語出《墨子·尚賢》，意思是說，尊重推崇賢才，任用品行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是治理好國家的根本。

尚賢政治傳統歷史悠久。墨子認為，為政者要打破講究血統關系的宗法觀念，從各個階層中選拔具有真才實學之人，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他肯定賢良之士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佑”，認為“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通過有效監察和合理評判，對官員賞罰分明。《尚書·堯典》記載，帝堯提拔虞舜，“明明揚于側陋”，起用地位低微之人。《禮記·禮運》記載孔子論“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得賢者昌，失賢者亡”，人才往往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孔子提出“為政在人”，治理國家關鍵在于賢才：有賢才推行仁政，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沒有賢才推行仁政，則政治昏暗，社會混亂。西漢賈誼用登山和下淵來比喻得賢與失賢的不同政治結果：“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 ”能夠尊賢用賢的事業，如同登臨高山，蒸蒸日上；不能尊賢用賢的事業，如同墮入深淵，每況愈下。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使秦走上強國之路，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而成就蜀漢大業，唐太宗依靠“房謀杜斷”、倚重敢于面折廷諍的魏征而開創“貞觀之治”……這些事例雄辯地說明了人才與國家興亡、事業成敗之間的關系。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對于為政者來說，招賢納士至關重要。首先要愛才。周公曾告誡兒子伯禽說：“我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地位不可謂不重。然而，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有失于天下之賢人。”其思賢若渴、尊賢重賢的心情可見一斑。曹操《短歌行》中“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一句，是他對周公的致敬，更是對人才的表白。其次要善于辨才。中國歷來強調德才兼備。墨子提出三個具體標準：“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即德行高、口才好、學識廣博的人才可稱為賢者。還要善于選才。諸葛亮提出“七觀法”：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等等。總之，要對人才進行全面的考察了解。更要善于用才。北宋司馬光認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提出要用人之長處，不求全責備，讓人各得其所、發揮特長；特別是對看準了的人一定要大膽使用。

千秋基業，人才為先。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古人的尚賢重賢的思想，對于當前我國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對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朱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