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乎。”

千古傳頌的《岳陽樓記》，深切地表達了范仲淹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所呈現出的胸襟抱負，早已成為歷代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動力，這一憂樂思想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煉的總結。

以能建功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幾度沉浮，但憂國憂民之心從未因一時的挫折而消減。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范仲淹都心系國運，情牽民生，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官時，發現每年秋季海水上漲的時候，黃海水洶涌澎湃滾滾而來，泰州、楚州、通州等州縣民舍淹沒，人畜死亡，土地鹽化，百姓無以為生。范仲淹在江淮發運副使張綸的支持下，克服種種困難，筑堰捍海，解決了海潮之患，使百姓安居樂業，時人頌曰：“我思范公，水遠堤長。” 他在蘇州就任后又遇上大雨成災，大水3個月不退，“民田不得耕”。范仲淹提出了疏浚河道引太湖水入海的治水方案，并親臨一線指揮，僅用了兩個多月的工夫，工程便全部順利完成，從此解除了水災之患，保障了江南四州農業生產的發展。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策略，澤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范仲淹的治理才能還體現在軍事上。公元1040年，他奉調西北前線，擔任邊防主帥。針對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山谷交錯、地勢險要的特點，范仲淹提出“積極防御”的守邊方略，即在要害之地構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堅固的防御體系。他推行軍事改革，取締按官職帶兵的舊制，改為根據敵情選擇戰將的應變戰術；建立營田制，解決軍需問題；精選將帥，大力提拔軍隊將領，使西北軍中涌現出狄青、種世衡等一批名將。同時對沿邊少數民族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使其安心歸宋。這些軍事策略，使西北軍事防務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邊境局勢大為改觀，西北邊境得以重獲和平。

公元1043年春，宋與西夏議和告成，邊境局勢稍有緩和，范仲淹奉詔回京，升為參知政事。宋仁宗在天章閣召見他，詢問關于國家興革的大事。范仲淹對當時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于是認真總結其從政28年來的改革思想，提出“十事疏”，這就是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宋史》中記載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這十項改革，都是針對時弊的切實建議，主旨思想是通過廉政達到精兵簡政，卸下朝廷背負的沉重政治經濟包袱，進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宋仁宗對范仲淹所提十項措施非常贊賞，當即頒布全國，付諸實施。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以廉名世

據《宋史·范仲淹傳》載，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當時不畏權勢、正直磊落在士大夫階層已經形成一種風尚，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多次上書陳事，犯顏直諫，直指吏制與貪官。

仁宗二十歲時，“垂簾聽政”的劉太后讓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給她叩頭慶壽，范仲淹堅決反對：“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后世法。”認為這樣做混淆了家禮與國禮，損害君主尊嚴，便上奏要求停止慶壽。公元1035年，范仲淹因在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師，他看到時任宰相的呂夷簡廣開后門，濫用私人，范仲淹根據調查，繪制了一張“百官圖”呈報給仁宗，并指著圖中開列的眾官調升情況，對呂夷簡所用之人提出尖銳的批評。范仲淹被貶為饒州知州后，在附近做縣令的梅堯臣，寫了一首《靈烏賦》給他，勸他從此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范仲淹立即回了一首同題《靈烏賦》，斬釘截鐵地表示，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我卻“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的十項改革主張，其中的“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等措施都涉及了官吏的考核和任用。依據新政政策，范仲淹親自審查各路監司的名冊，只要發現不稱職者和貪腐之輩，便從名冊上一筆勾掉。當時樞密副使富弼見此情景，不無擔憂地對他說：“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范仲淹徙知青州，仍對吏治腐敗擔憂，向朝中上書要求整頓吏治，云“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

范仲淹一生勤于修身，嚴于律己，公而忘私。按宋朝的規定，大臣臨終前要留《遺表》，內容多是向皇帝提出對自己對子女和家人的請求。而范仲淹在《遺表》中，先是談了自己生平志愿，接著談了自己做人的原則和憂國憂民的忠心，最后他請求皇帝要“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這份600多字的《遺表》，除了談論國家大事、治國之道外，只字不談個人和家庭之事。《孟子·盡心上》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范仲淹的一生不僅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凝練，更是“憂樂”觀最好的詮釋。

以德潤身

范仲淹做人做官，時刻保持自省自律，時常說“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據記載，范仲淹從入仕至官居參知政事(副宰相)，直至去世，身邊未增加一名仆役。他一生奔波各地供職，長期居無定所。到了晚年，其子弟勸他也在洛陽置地修園，“為逸老地”。范仲淹堅決反對：“人茍有道義之樂……況居室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他擔心的不是退閑后有沒有地方住，而是國事繁忙退不下來。

范仲淹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他的文章簡練，筆鋒犀利，才華橫溢，很受人崇拜。他一生給人寫了很多碑銘、墓志、序文等，但一律拒收酬金，分文不取。公元1046年，范雍去世，范仲淹給他寫了墓志，稱贊范雍是“邦之偉人”。范雍的兒子為了表達謝意，給范仲淹送去了非常貴重的禮物，他拒不接受。后來范雍之子又送去了父親收藏多年的書畫珍品，范仲淹仍然拒不接受。這一來范雍的兒子感到很為難，最后范仲淹只好留下了一本很普通的《道德經》。

范仲淹不僅自己節儉，治家也十分嚴格，要求子孫也要生活儉樸，其“子孫皆守其家法”。據載，兒子范純仁結婚時，他聽說兒媳的嫁妝“以羅綺為帷幔”，憤言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吾家，當火于庭！”最后兒媳果然沒有把羅綺帶來。

范仲淹雖然自己清廉節儉，卻樂善好施。他晚年回到了家鄉姑蘇為官，把所有收入和賞賜都捐獻出來，設義田、建義學。在蘇州首創“義莊”。一生為官的范仲淹至死身邊幾乎沒有資財，“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而殮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雖貧窮至此，卻為時人愛戴。《宋史》載：“（范仲淹）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嘆息。”數百位羌族部族的首領，“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范仲淹一生才堪大任，德匹其位，道德文章蓋世。蘇軾稱其為“蓋行求無愧于圣賢，學求有濟于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尤其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所呈現出的政治理想、家國情懷和價值取向，為后世立下了一座精神豐碑，也理應成為所有為官為政者的價值追求！（薛洪波 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卜憲群點評

宋以忠厚開國，但如清人趙翼所言：“獨于治贓吏最嚴。”（《廿二史札記·宋初嚴懲贓吏》）宋代的右文政策與重科舉的國策，也激勵了士人崇尚名節，講求禮義廉恥、忠孝氣節風尚的形成。嚴懲贓吏的法治措施與士大夫的儒家文化認同，有力推動了宋代廉政的新發展。

因此，有宋一代不僅出現了諸多在中國歷史上名垂千古的廉吏，如包拯、歐陽修、岳飛等，也出現了多姿多彩的廉政思想。他們主張為官重廉，“居官不言廉，廉蓋居官者分內事”。（陳襄《州縣提綱》卷一）他們主張為官謹慎，“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他們還主張為官勤政，“雞鳴聽政”“家務盡屏”“公而忘私”。（胡太初《晝簾緒論·盡己》）

宋代廉吏中，范仲淹為代表性人物。他既以能建功，又以廉為本，以德潤身，集廉能于一體，是我國歷史上“六廉”思想的忠實踐行者。（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