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食品、交通、環境、安全等領域重大事故時有發生，公職人員因玩忽職守被追究刑事責任屢見不鮮。玩忽職守罪作為過失犯罪的一種，其客觀上表現為行為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應負的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該罪的犯罪特點決定，行為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特殊性、復雜性。通常情況下，危害結果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的，如何準確認定因果關系難度較大。

在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的認定方面，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及認定規則以條件說為根基。但在實踐中，容易將事實判斷與法律判斷混同，從而導致行為人的不作為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只要具備條件意義上的因果關聯即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種“射程”之外的事實因果關系納入法律因果關系范疇，會不當地擴大刑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范圍。尤其是存在介入因素的情況下，體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間接、偶然因果關系及多因一果的情形在玩忽職守犯罪中大量存在，且已得到司法實踐的認可和運用。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及判斷方法已不能完全滿足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認定的實踐需要。鑒于此，有必要對玩忽職守罪的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作進一步考量。

一般情形下玩忽職守罪的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之實踐重構

玩忽職守罪作為瀆職犯罪的重要類型之一，有其特殊的犯罪構造。首先，從客觀表現方面，玩忽職守罪屬于不純正不作為犯，有必要通過對作為義務的來源進行實質化分析以限定其義務范圍，這是判定因果關系的前提；其次，多數情況下，玩忽職守行為與損害后果并非單一的、直接的、必然的因果關系，有必要構建起具體的作為義務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限制該罪名的適用范圍；最后，在判定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必須與行為人的職守相聯系，以避免因果關系的無限溯及。基于以上思路，筆者建議從以下三個層次對玩忽職守罪的因果關系進行認定。

（一）第一個層次，將玩忽職守罪的義務源實質化以限定義務范圍。考察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過程中，首要是對負有監督或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作為義務的范圍加以厘定。具體而言，根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履行監督或者管理職責導致的法益侵害結果，將其義務來源分為兩種類型：

一是負有特定職責的監督者基于對危險源的支配而產生相應的監督義務；二是負有特定職責的管理者具有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阻止義務。這就要求在認定玩忽職守行為時，一方面，從形式上判斷公職人員的履職義務是否符合特定的職務或業務的要求，以明確適用范圍。另一方面，從實質上判斷其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行為對危害結果是否有原因力或者支配力。在多數情況下，行為人不履行監督或管理義務與最終危害結果之間是通過被監督者的行為傳導所致。如果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無支配力，則行為無實質危害性，行為人即可免責。實務中，特別是在安全生產、食品衛生等領域，發生危害后果往往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所致，每一環節的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都具有原因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可通過義務來源實質化將一些僅符合條件關系，與結果的聯系緊密度較低的疏于職守的行為排除在刑法因果關系的范疇之外。

（二）第二個層次，構建具體作為義務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玩忽職守罪的因果關系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具體表現為多因性、間接性、偶然性。

在玩忽職守案件中，危害結果的出現往往是多人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公職人員的管理失當和監督不力是危害結果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特性及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局限性的雙重作用下，一旦發生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責任事故，不管行為人是否已經盡到了謹慎的注意義務，只要其履行的職責和事故發生單位具有監管和被監管的關系，就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似有不妥。因此，有必要引入監督過失理論，以防止實踐中出現的因果關系擴大化傾向。

不同于一般過失的是，監督過失的因果過程是間接性的，其進程中介入了直接行為人（被監督人）的行為，通過被監督人的直接行為而引起危害結果的出現。根據監督過失理論，對于結果回避具有職責義務的即可認定具有因果關系，具體認定思路是：一是摒棄慣常的以危害結果為源頭向前溯及原因的做法，直接對監督過失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只要監督過失行為對最終結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就必須與介入的主體共同承擔責任。二是由因果進程的間接性所決定，監督者不可能預見到具體的危害結果以及因果過程。因此，監督者對被監督者行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即可，無須具體預見危害結果的種類、范圍等。基于以上判斷，在認定具體案件過程中，不能因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不是導致損害后果發生的直接原因，就否定其對結果的原因力，而應根據監督過失的一般理論，判斷行為人是否有監督或管理義務，是否有能力以及是否實際履行了這種義務，來決定是否就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三）第三個層次，對行為人職權行使情況進行實質性考察。前兩個層次是從橫向上對監督者追責的主體范圍進行的劃定，第三個層次對行為人職權行使情況進行實質性考察，即從縱向上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提供實質性依據，以避免因果關系的無限溯及。

考察行為人的職權行使情況，可從兩個方面進行判斷：一是法定職責必須明確、可執行，要有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等規范作依據，即使是依照慣例、命令、口頭決定形成的職責，也應予以成文化。實踐中應避免以原則性的職責規定為定罪依據的傾向，防止把行政問責升格為刑事處罰，對不具有實際監督權限的責任主體追究刑事責任。二是不能超越該職責范圍內一般人的預測可能性，從行為人所屬領域的一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角度出發，考察行為人是否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識、專業素養和與之相適應的判斷能力。如果行為人在行使職權時，對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有能力預知，因果關系的成立就有了實質性依據。

存在介入因素的場合下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的認定

介入因素導致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判斷起來更為復雜，其不僅直接產生了結果，而且使得某些本來不會產生這種結果的先行行為與最終危害結果發生了某種聯系。這里的介入因素主要包括他人行為、被害人自身行為或者自然事件。在有介入因素的場合下，應以玩忽職守罪因果關系的一般認定標準為基準，具體考慮介入因素對因果關系成立產生的影響。依筆者之見，應以相當性為判斷標準，即以行為時客觀存在的事實為基礎，根據社會生活一般經驗進行判斷，如條件行為足以發生結果，就成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認定：一是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蓋然性。最早出現的實行行為導致最終危害結果發生概率的高低。發生概率高者，證明因果關系存在，反之，則因果關系不存在。二是介入因素的異常性。介入因素過于異常，超出了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認知范圍的，實行行為和最終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存在，反之，因果關系存在。三是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力。介入因素對最終危害結果發生較先前行為影響力明顯更大、發揮主要作用的，則先前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存在，反之，因果關系存在。另外，如果介入行為與先前行為對于結果的發生作用相當或者互為條件時，均應視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行為，兩者同時成立因果關系。

總之，在實踐中不能機械地堅持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必須存在單一的、直接的聯系，將大量的玩忽職守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同時，也不能無限制放寬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條件，將應予行政問責的行為升格為刑事犯罪。（杜國偉）

（作者單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