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十七年（前528年），發生了一件轟動列國的大案：晉國兩位大臣邢侯與雍子爭奪鄐城田地。執政的韓宣子命理官（略同后世大理寺卿）叔魚斷案，查事屬雍子想侵奪邢侯田產。雍子為了打贏官司進行性賄賂，把女兒送給叔魚做妾，叔魚就判邢侯有罪。邢侯非常憤怒，上朝時殺了叔魚和雍子。

這是一件典型的侵貪腐敗加司法腐敗案，外加報復殺人案。韓宣子問叔向這件事該如何判。叔向是春秋時的政治家、法學家，他是叔魚的親兄，又是邢侯的姻兄弟（邢侯是申公巫臣之子，叔向娶了巫臣與夏姬之女）。叔向說：“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于是處死邢侯，將邢侯、叔魚、雍子一并暴尸于市。由此可知，周時法律對于貪贓枉法已有明確的刑罰，而且是依照《夏書》所記載的、堯舜時皋陶制定的刑法。

《夏書》雖然失傳，但《尚書·堯典》記載：舜輔佐堯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這表明五帝時代，就有了成形的法律，其中包括懲辦貪贓枉法——“昏”和“墨”的律條，而且處罰非常嚴厲，是死刑，開創了上古時代遏制腐敗的法制先河，形成了對權力的監督制度和懲治貪腐的法律制度。

監察制度

五帝時代，“帝”還不具有后世君主那樣的專制權力，那時的帝王還要接受來自民眾的輿論監督，主要方式是議事會和納諫。《管子·桓公問》講：“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于朝，而備訊矣。”《淮南子·主術訓》講：“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明臺、衢室是帝王廣詢于眾、采納民意的場所，告善之旌、諫鼓、誹謗之木（后世演變為失去“意見箱”作用的華表）則是民眾主動對執政者提出建議或批評的制度設置。

五帝時代還主動去征求民眾意見。《尚書·堯典》記載：舜時設立職官“納言”，負責傳達朝堂的命令和反映下面的意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遒人就是宣令采風的官員，搖著金口木舌的鈴“木鐸”，四途采集詩歌民謠，使君主了解民眾呼聲，以糾正行政過失。

上古國家機器尚不發達，君主常親自進行巡守糾察。《史記·五帝本紀》記黃帝巡守曾“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匈奴一支）。舜時已形成五載一巡守的制度，諸侯在四岳朝見，報告政務。舜考察后對盡職者給予車馬衣飾作為獎勵。

黃帝設監察地方的左、右大監，為后世監察御史之始。堯設監察官員的士師，命士師用刑罰制御百官，教導臣民敬重德行。舜時對官員每三年考察一次政績成為制度，考察三次后罷免昏庸的官員，提拔賢明的官員。這是此后三千多年官員考課制的肇始。

夏商周三代監察體系漸趨完備，如周時的宰官系統。大宰總領對百官的監督考察事務；小宰負責對百官的具體考察，主要是月末、年終對官吏進行考核；宰夫則負責組織對各官署的年度、月度財政收支情況的稽查，類似今日之審計。

根據《周禮·天官·小宰》所記，考察官吏的標準是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官吏的六種才干行為皆以廉為本，是后世德才兼備標準之藍本和廉政文化的內核。

法律制度

中華成文法的問世，幾乎與文字的產生同時。相傳黃帝作五刑之法。《尚書·呂刑》記載周穆王說：“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刑為墨、劓、臏、宮、大辟（死刑），其中“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共三千條。五帝時的刑典雖失傳，但五刑為后世所沿用，如戰國孫臏受臏刑，漢司馬遷受宮刑，《水滸》中宋朝林沖、宋江、武松皆受墨刑，即臉上刺字。

按《尚書·堯典》，對官員違規予以鞭打的處罰，即“鞭作官刑”。約與《漢謨拉比法典》同時，湯和伊尹制定《官刑》，對各級官吏的腐敗行為——巫、淫、亂三風和十衍予以處罰，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員守則”和“反腐敗法”。周穆王使呂侯修訂刑法即《呂刑》，明確官吏的五種過失是“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官指執法畏懼曲附權勢，反指挾私報復，內指內親干預徇私，貨指行賄受賄，來指受人請托謀求不正當利益。

三風十衍、五過，大類今日之“違紀”，受“官刑”處罰，但如觸犯法律，則要受刑法處罰。上古以降數千年，對官吏貪腐都予嚴懲。貪墨不僅侵奪民眾財產，還破壞統治秩序和敗壞政府聲譽，因此如前所述，“墨”“昏”都是死罪。

上古除史籍記載有懲辦貪腐官員的案件外，考古亦有證實。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戰國竹簡，內有齊國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的《李法》是官吏違法的刑罰條文與案例。“李”是主刑戮的法官，相當于司寇；嗇夫為負責官員。竹簡殘損嚴重，但殘存的“吏、嗇夫有罪，輕重皆在國□謹以從事”等數條，都是“李”對貪贓枉法官吏的判罰。

中華上古開創的納諫機制、以廉為本的官吏考核制度、遏制腐敗的監察制度及其指導思想，為后世相應制度的建設奠立了基礎。三千年前制定的《呂刑》可以說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反腐敗法。它不僅對貪贓貪腐行為作了明確界定并規定了相應的刑罰，而且提出“明德慎罰”“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證據詳核查”“疑罪有赦”“疑罪惟輕”等原則和指導思想，對今日之司法和反腐法制建設仍是良好借鑒。（路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