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出自朱熹為《孟子·告子上》第二十章所作的注解，大意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相應的方法，找到方法，才能把事情做成。干事創(chuàng)業(yè)需要講究方法，方法對了，才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古人歷來重視方式方法，在《孟子·告子上》 ，孟子提及了后羿教授射箭和工匠教授手藝的故事，“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誨人，必以規(guī)矩；學者亦必以規(guī)矩。”后羿教人射箭，一定要求把弓拉滿，學生也努力做到；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藝，一定首先明確規(guī)矩，學生也嚴格執(zhí)行。朱熹由此感慨“曲藝且然，況圣人之道乎？” 射箭只是小技，也必須掌握教與學的方法，更何況學習圣人之道呢？方法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和途徑，只有掌握了科學可行的方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個方法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規(guī)矩”。

方法不是拍腦門兒想出來的，而是來自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和規(guī)律的把握。《大學》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每樣東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開始有終結。面對任何事情都要認真思考其中的規(guī)律，才能想到解決的方法。程顥在《秋日》中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萬事萬物都有內在的規(guī)律，需要仔細觀察認真思考，才能得到方法。然而，把事辦好辦成，尋找正確方法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這需辦事者腳踏實地根據實際提煉方法。荀子曾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認識事物的過程具有反復性，荀子將認識事物的過程歸納為“聞-見-知-行”的循環(huán)往復，在此過程中把所認識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付諸行動，才能培養(yǎng)出高尚的道德品質。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工作方法。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形象地打過一個比喻：“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在正確方法的指引下，中國革命走上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的光明之路。

當前，我們的事業(yè)越是向縱深發(fā)展，各種利益關系就交織得越是復雜，這更要求我們把準客觀規(guī)律、認真思辨，找準處理各方關系的方法。2018年7月，面對嚴峻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和國內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黨中央提出“六穩(wěn)”政策；今年以來，突如其來的疫情又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挑戰(zhàn)，黨中央根據經濟發(fā)展的不同形勢、不同階段經濟發(fā)展面對的突出問題，在加大“六穩(wěn)”工作力度的同時，提出了“六保”任務。“六穩(wěn)”“六保”是穩(wěn)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具體體現，是在不同形勢下作出的科學安排，是推動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正確策略和方法。

“得其人而不得其法, 則事必不能行”。做任何事情都需講究方式方法，遵循事物的內部規(guī)律。面對挑戰(zhàn)，我們更應講究方法，有針對性、有策略性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努力為之奮斗。新時代的黨員干部，既該有埋頭干事的韌勁，也該有尋找方法的智慧，在干事創(chuàng)業(yè)中想清楚“怎么干”的問題，妥善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zhàn)略抉擇。(林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