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在我國古代是一種獨特的文體形式。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大抵唐人風(fēng)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辭，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因此，“判”在古代指的是一種應(yīng)用于司法、行政事務(wù)中起決定作用的公文形式，地位十分重要。

唐代以前雖有判文，但名稱各異，到唐代才統(tǒng)一叫判文。案判為真實案例的判決書，而擬判實為士子為了應(yīng)付考試而作，也稱為“科判”，是選舉制度的產(chǎn)物。唐代是中國判詞寫作文風(fēng)轉(zhuǎn)變的時代，也是盛行的時期。《文苑英華》《全唐文》兩書中查實收錄的判詞就有一千二百多道，十分壯觀。唐代科判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唐代立法的成熟和法典的完善。唐律（主要指《永徽律》及其疏議）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我們認(rèn)識中國法系的重要參考資料。唐律之所以對后世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產(chǎn)生巨大影響，除了其高超的立法技術(shù)以外，還強調(diào)“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將其納入《唐律疏議》中，法律和道德完美結(jié)合。隨著唐代法律的規(guī)范化和成熟化，唐代判詞的格式和題旨也趨于固定。加之唐代法律在歷史、地理多個維度影響深遠(yuǎn)，唐判也隨著唐代文學(xué)、法律的流布而垂范后世。

第二，唐代訴訟制度的完善。唐代確立了一系列至今仍被稱道的訴訟制度，如“訊囚察辭理”“獄結(jié)競?cè)》妗薄耙勺铩钡取Ｔ谝粋€訴訟制度完善的社會中，勢必催生出合乎規(guī)范的公文以及用以解決司法實踐問題的高質(zhì)量判決。另外，唐代還確立了“官司出入人罪”等追究司法官法律責(zé)任的制度，對司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fā)生過錯科以罪責(zé)。由于中國古代行政與司法的合一，換而言之，唐代官員除了處理繁雜的政務(wù)之外，還集司法事務(wù)于一身。對其個人而言，欲臨政治民，需“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fā)摘隱伏”，故判決勢必精益求精，方可確保在司法過程中盡量少犯錯誤。

第三，唐代科舉制度與銓選制度的影響。由于唐代官員在入仕之后將面臨“決事皆有辭”，也即需要寫作大量書判，因此唐代的選官制度勢必重視書判科的考察。唐代選官，先要通過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考試及格，即為進士及第。進士及第就有了做官的資格，至于實際分發(fā)任用，則需再經(jīng)過吏部的考試，即為銓選。大抵而言，禮部考試側(cè)重才學(xué)，吏部考試側(cè)重干練。

在此三者中，唐代科舉制度與銓選制度的影響尤為重要。在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中有明法科，考查應(yīng)試者對律令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另外還有“拔萃科”，測試內(nèi)容為判詞寫作。據(jù)《新唐書·選舉志》和杜佑《通典》說：“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不拘限而授職。”可見，凡試書判拔萃科者，必須試判三條，這在當(dāng)時成為定制。而對于“詞美者”，甚至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了。這種對判詞寫作的“偏愛”，勢必促成唐代判詞寫作水平的發(fā)展。

順利通過禮部科舉考試的士子，下一步將面臨吏部主持的銓選。銓選設(shè)“身、言、書、判”四科，判即取其文理優(yōu)長。宋人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說：“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四科之中，為何判詞為重？杜佑在其《通典》中解釋道：“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范》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辭說合理。此皆才干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比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為官尤需關(guān)切的乃是“斷絕百事”，系其臨政治民的第一義，故觀其判決，則見其才干。

可見，無論是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還是吏部主持的銓選制度均對判詞寫作有嚴(yán)格的要求，可以說唐代選官制度決定了唐代書判寫作的整體狀態(tài)。正是由于判詞的書寫水平事關(guān)重大，必須要狠下苦功，也催生了許多應(yīng)付考試的擬判之作，白居易的《甲乙判》則是此中的翹楚。宋代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白居易考取進士。在“舉子守選”期間，白居易用心準(zhǔn)備“書判拔萃科”考試，勤練判詞寫作，創(chuàng)作了大量“擬判”。白居易的判文內(nèi)容并未涉及真實人名，而用“甲乙”等代名詞代之，“甲乙判”之名遂由此而來。白居易總計創(chuàng)作并流傳下來101道判詞，其中第89道判詞“毀方瓦合判”屬于貞元十八年“書判拔萃科”正式考題，扣除此道判詞，正好百道，故后世又稱《百道判》。正是出于白居易這位天才詩人的手筆，使得“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不脛而走。然而，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白居易，除了為應(yīng)付考試擬作判決之外，其最為關(guān)切的是借著這種文學(xué)化的表達，將其思想寓于其中。下引白判二則，看白居易如何借著判詞寫作“歌生民病”，而上達于天子。

《甲乙判》第十二道【判題】：“得：景為縣令，教人煮木為酪。州司責(zé)其煩擾，辭云：‘以備兇年。’”【判】：“事不舉中，有災(zāi)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為？景念在濟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歉歲以為虞，將勤煮酪？信作勞于無用，豈為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zāi)，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而效之？宜聽責(zé)言，勿迷知過。”

此判涉及王莽“煮木為酪”的典故，出自《漢書·藝文志》：“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此判題說的是景為縣令，下令百姓用木頭﹑樹皮之類煮成食物，以備荒年之用，而用木煮成的食物不能食用。白居易認(rèn)為縣令擾民，不去效仿周代的備荒政策，而是用王莽新政的愚蠢做法，“煩人而不恤”，導(dǎo)致此備荒政策失去意義。縣令不顧民間疾苦，宜聽責(zé)言。

《甲乙判》第三十四道【判題】：“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于浙江揚子江口，各阻風(fēng)五日。”【判】：“進獻失期，罪責(zé)難逃；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fēng)，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詰，聽使者之辭。既異遑寧，難科淹恤。限滄波于于役，匪我愆期；敗朱實于厥苞，非予有咎。拾之可也，誰曰不然？”

此判大意是說景向朝廷進貢柑子，途中遇到大風(fēng)，耽擱了幾日，導(dǎo)致柑子壞損，官方欲科其違期。依《唐律疏議·職制律》的規(guī)定：“諸公事應(yīng)行而稽留，及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景進貢失期，理當(dāng)追究責(zé)任。白居易認(rèn)為，景之失期，乃是遇到“連日之風(fēng)”，豈可如此苛責(zé)于無辜？白居易本著對人民的同情與愛護，實事求是，主張景應(yīng)當(dāng)不負(fù)失期之責(zé)，這在今天也符合情理。

到了宋代，因選官制度獨重進士科，士子于殿試及第之后即可授官，無須再經(jīng)過吏部“省試”，擬判的歷史也就此終結(jié)。白居易作文，“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甲乙判》因此成為中國古代判詞的絕唱。（邱勝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