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范仲淹少時禱告神靈，問日后能否當上宰相，卦象示以不能，又禱告，“不然，愿為良醫。”

范仲淹后來大愿得償，官至參政知事（相當于副宰相），推動慶歷新政，致力國強民富，不過他也沒放棄良醫夢。他熟讀《素問》，精通醫理，尤其重視“氣”的作用，“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他還研究用藥，同僚韓琦牙痛，他建議視情況用硫黃沫揩涂或用搜風藥，朋友尹洙希望清暑熱，他開出“花蛇散”的方子；有感于當時醫生數量少、水平不高，他建議國子監選派名醫，傳授醫學典籍，培養醫藥人才。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醫者的地位卻不高，與樂師等均屬于士農工商中的“工”，其社會地位非但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有天壤之別，就連與主政一方的官員、掌管事務的小吏也難以比擬。無怪乎當時就有人質疑，“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愿焉？無乃失于卑耶？”不過，范仲淹的回答很有境界：“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他所考慮的不是職業地位、個人成就，而是能否“能及小大生民”，如能，余皆不足論。

良相良醫兩相宜，與范仲淹同此心念的代不乏人。相傳漢代張仲景任長沙太守時，每月定期在公堂上接診百姓；南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撰《本草經集注》七卷，增擴可供使用的藥物種類達七百三十種；唐代名相狄仁杰尤善針灸，其一針落巨瘤的傳說流傳至今；唐代名相陸贄被降為忠州別駕后，集“古方名方”編錄《陸氏集驗方》五十卷，為當地祛除疾疫盡心盡力；劉禹錫匯集個人治療疾病的效驗方劑，編成了《傳信方》兩卷；蘇軾、沈括所集藥方被后人合編為《蘇沈良方》；曾經官拜右丞相的南宋洪遵將“平生用之有著驗者”“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以及引用的醫家驗方合編為《洪氏集驗方》；明代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的王綸鉆研醫學，《慈溪縣志》說他“朝聽民訟，暮療民疾，歷著奇驗”。

良相救世良醫救人

主政者身居要位，一個政策、一條制度、一種方式，甚至一己之好都會對百姓的生存、生產、生活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位置越高，能力越強，影響越大，惠澤萬方，談何容易，略有不慎，倒是流弊叢生，救世轉為誤世甚至害世。“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是以要求從政者仁民愛物，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并非虛言。

醫生所面對的是患者個人，但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同樣不能大意，同樣需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醫雖“工匠”，更為仁術，社會對醫者的期望值沒有絲毫降低。晉代楊泉指出，“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從心術到智慧，再到品行，與對居官蒞民者的要求如出一轍。醫生對自己的要求也沒有絲毫降低，古代學徒滿師，師傅常會送一把雨傘一盞燈籠，鼓勵徒弟遇病患一心赴救，不圖酬報，踐仁行義，不辱師名。孫思邈更是指出“凡大醫治病……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博愛之心，早已超出技藝之域，與“為政以德”名異而實同。

良相治國良醫治病

知醫懂藥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推崇，這就不難理解古時很多優秀的治理者也知醫懂藥，有的甚至就是行家，如岐伯、黃帝、嘗百草的神農、制湯藥的伊尹等等。春秋戰國時秦國名醫醫和提出“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看似一語驚人，實乃正本清源。后來黃庭堅“誠求活國醫，何忍棄和緩”，陸游“胸次豈無醫國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棄疾“萬金不換囊中術，上醫元自能醫國”，希望用醫學思維療救國家，更說明治國治病相類，醫相原本同源。

從受治者的角度看，社會組織結構的系統化、一體化及其運轉模式，與人的組織結構功能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其問題治理與人的疾病救治在思維、方法上也極其相似，正如劉伯溫《郁離子》所言，“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更值得一提的是，就治理本身，治國治病，重點都不是治，而是主張不治而治，未病先治，《黃帝內經》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扁鵲稱其長兄醫術最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未雨綢繆，防患未然，這正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良相勤政良醫勤癥

政務繁冗，千頭萬緒，即便不是事必躬親，為政者宵衣旰食、夙興夜寐，也屬常見。為相難，為醫亦難，為良醫更難。古之從醫，要精通《易經》等儒家經典，更要熟讀醫學藥學經典，“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以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要親身實踐，“九折臂而成醫”“三折肱知為良醫”；要有恒心、孜孜不倦，“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要專心凝神，“醫家切須自養精神，專心道業，勿涉一毫外務……倘精神不足，則厭煩茍率，而艱于深心用意矣。”

一勤天下無難事，良相良醫皆然。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孫思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清代名醫葉天士繼承家學，并轉益多師十七人，一生忙于診病、出行，活了八十歲，亦無暇著書立說，其《溫熱論》《臨證指南醫案》《未刻本葉氏醫案》等均為門人、后人整理。

以范仲淹之勤奮，如不從政，定當成為青史留名的良醫。不過，做不到像范仲淹一樣高居廟堂為國分憂、為民解難，也不必遺憾。良相良醫原無論，一是為國為民心。遠處江湖同樣可以心懷天下，同樣能“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同樣會散發出不一樣的光彩。（趙建國）